思维模式叫作直觉，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是非理性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心机制，有时候，它甚至就不是一种思维。很抱歉，这个我就说不好了。说不好也好办，我们就把那种内心的动态叫作天赋吧。天赋就是他知道该怎么写。
对了，因为我来了南京大学，经常有记者问我，写作到底能不能教？当然能教，我现在就在教你们。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天赋是没法教的，我自己都没有天赋，如何去教你们？可是，我依然要强调，只要你热爱，用心，用脑子，再有一个好老师，你自己就有能力挖掘自己的天赋，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这一点我一丝一毫也不怀疑。我同样不怀疑的还有一条，你不用心，不用功，不思考，不感受，不训练，那你哪怕是莫言，最终也只能是闭嘴。
也许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祛魅，不要刻意地神化天赋。神化天赋是一些人的虚荣心在闹鬼，别信。你们要相信我，天赋是可以发掘的，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直到你吓了自己一大跳。
小说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差不多是雷同的，只写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沃滋沃斯的现实之痛。这个现实之痛并不是沃滋沃斯吃不上饭，而是沃滋沃斯始终没能把“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给写出来。而事实上，我说这三章是雷同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它们的区别其实很大，分别代表了沃滋沃斯几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唯一雷同的是小说的方式，差不多全是对话，也就是沃滋沃斯和“我”的对话。关于这个部分，我由两点要说。
一、对话。
对话其实是小说内部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一种表述方式，许多初学者误以为它很容易，就让人物不停地说，有时候，一部长篇能从头“说”到尾。这样的作品非常多。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是聂华苓的故事。聂华苓六十年代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五十多年了，用英语写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她一直用汉语写。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用英语写作呢？用汉语写还要翻译，多麻烦哪。聂老师说不行，她尝试过。用英语去描写、去叙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写到人物的对话，穿帮了，美国的读者一眼就知道不是母语小说，而是用外语写的。
听了这番话我很高兴。我在实践中很早就意识到对话的不易了，——对话是难的，仔细想一想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里头有一个小说人物与小说语言的距离问题。描写和叙述是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它们呈现着作者的语言风格，它离作家很近，离小说里的人物反而远。对话呢？因为是小说人物的言语，是小说的人物“说”出来的，这样的语言和小说人物是零距离的，它呈现的是小说人物的性格，恰恰不是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作家很难把控，它其实不在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你很难保证这些话是小说的人物说的，而不是来自作家。许多作品如此热衷于对话，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对话写得好，而是因为作者在叙事与描写方面不过关，没才能，怕吃苦，想偷懒，回头一想，嗨，那就用对话来替代吧，多省事呢。这样的对话其实不是对话，而是规避描写与叙事。老实说，我至今都看不上从头到尾都是对话的小说。从头到尾都采用对话，写写通俗小说是可以的，纯文学肯定不行，纯文学有它的难度要求，对对话也有特殊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就以为对话很好写。罗曼·罗兰写小说已经功成名就了，后来写起了话剧，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练习写对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多次请我写话剧，包括林兆华导演，我一直没答应。许多人都批评我，说我太傲慢了。我哪里是傲慢哪，上帝，我是没那个本事。千万别以为小说写得好对话就一定写得好，每个作家都要扬长避短的。
二、诗人之痛。
我对诗人之痛特别有兴趣，因为我喜欢李商隐的诗。这个李商隐呢，和沃滋沃斯一样，也是一个痛苦了一辈子的诗人。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诗歌史翻出来看看，从屈原，到王粲，再到庾信、李白、柳宗元，一路捋下去吧，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李商隐之痛”，就像北岛所说的那样，“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猫头鹰”。——就在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上，陆建德老师说过一句话，巧了，李敬泽老师也在这个座位说过一句话，两位老师的话是一样的。两位老师说，中国的诗人都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头，说不出口：
我痛苦啊，到现在都当不上宰相。
在座的同学如果当时也在场，你们一定还记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美妙的是，辉煌的中国诗歌史是由一代又一代官场的失败者写成的。这个太独特了。他们痛苦，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下，他们很少因为他们的诗歌而痛苦，除了那个倒霉的贾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诗人都有自己“李牛党争”，他们都在这个夹缝里，他们生不逢时的痛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李商隐最为著名的两句诗，太典型了，太有代表性了。这个“万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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