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那个作家。先生是知道的，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鲁迅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写小说三十年了，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鲁迅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一点皮毛而已。
我一点也不指望现代文学的专家同意我的看法，更不担心朋友们的质疑，——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五、碗碟。香炉和烛台
我只能说，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一、明抢，抢东西；二、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别的更加紧凑，结实了。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还要深邃。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谢谢各位的耐心，谢谢各位的宽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9日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