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所以，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我所说的这些莫泊桑也许想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
一切都来源于昨天（2015年7月11号）。就在昨天下午，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件无聊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把《项链》重写了一遍。当然，所谓的重写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游戏，我把马蒂尔德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把马蒂尔德丈夫路瓦赛的名字换成了王宝强，把富婆弗莱思洁的名字换成了秦小玉。几分钟之后，汉语版的而不是翻译版的《项链》出现了。故事是这样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书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因为虚荣，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去了。派对结束后，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王宝强和他的太太四处打工。10年后，也就是2014年，这对夫妇终于还清了债务，他们在国庆长假的九寨沟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没能把苍老不堪的张小芳认出来，然而，张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诉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惊，反过来告诉了张小芳另一个真相：“那串项链是假的。”
虽然是自娱自乐，但我的游戏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据：今天的中国金钱至上，今天的中国资本垄断，今天的国人太物质，今天的国人很虚荣，今天的国人爱奢侈。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发表《项链》的那一年——的法国很类似。既然社会背景是相似的，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当然就可以置换。
但是，我沮丧地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中文的人名，汉语版的《项链》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破绽——
第一，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宝强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
第二，相反，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他的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可她绝不会戴着这条项链到部长的家里去。在出发之前，她会取下来。她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
第三，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再幼稚、再虚荣、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她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她一定会“低调”。当然了，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无论她的脖子上挂着什么。——除非张小芳把长城买下来，再挂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机关常识。
第四，假货是中国的基础，造假是中国人最普遍、最杰出的生存能力。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谁还没买过假货呢？张小芳，一个虚荣的、骚包的女人，她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让她去借奢侈品，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是写作的人脑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说，这对夫妇真的借了，项链真的被这对夫妇弄丢了，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项链”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王宝强夫妇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这部小说？
第六，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一条钻石项链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书辛苦十年么？对了，还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的脏衣服呢？她那么漂亮、年轻。这年头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的脏衣服？张小芳挣钱的方式有许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为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张小芳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更可能没有。
第九，这年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质，有些虚荣，只不过借了一条项链想在派对上出点小风头，这怎么了？怎么就伤天害理了？你一个作家利用手上的那点写作权力，恶意升华、草菅生活、肆意糟践，刻意安排人家过了十年的不幸的日子，你这不是仇富，而是变态。你的写作心理是不健康的。一位女士的小虚荣怎么了？那么多的官员在那里搞形象工程，动辄损失几个亿、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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