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领导者都是些外国人。参加项目的美国人也大多是共产党人或有许多共产党朋友的左翼分子。如果把全部可疑的人都解雇的话，就没人为这个项目干活了。格雷格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最具有安全风险的科学家剔除。
恩里克·费米大约四十岁。他个子矮，鼻子小，没多少头发。观察惊人的科学实验时，费米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背心，外面套着大衣。上午，他下令实验开始。
他下令技师在反应堆里只留一根操纵杆。格雷格问：“一下子拿走这么多吗？”他觉得这么做似乎太猛了一些。
站在格雷格身边的科学家巴尼·麦克休说：“昨天晚上我们就拿过这么多，反应堆运行得非常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格雷格说。
矮胖的大胡子麦克休在格雷格的嫌疑名单上排得很靠后。他是个美国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是他的妻子——她是个英国人，这不算一个优点，但因此叛国似乎也不大可能。
格雷格以为操纵杆的进出需要一种复杂的装置，实际上比他想象得要简单。技师循着一个靠着反应堆的扶梯攀爬上去，爬到一半时用手将操纵杆从反应堆里直接取出来。
麦克休告诉格雷格：“我们本想在阿尔贡森林做这个实验的。”
“那是哪儿？”
“在芝加哥西南二十英里处，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格雷格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在五十七街的市中心做这个实验？”
“雇来的建筑工罢工了，我们只能自己建。这样一来，反应堆就不能离实验室太远。”
“你们想把芝加哥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吗？”
“应该不会出这种事。”
格雷格原本觉得不会有事，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费米正监视着一台报告实验各个阶段射线水平的监视器。他下令把最后一根操纵杆拿出来一半，显然实验最初几个阶段都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了。
项目组准备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射线强度升得过高的话，一根悬挂在反应堆上的加重杆会自动落下。为了防止加重杆失灵，一根用绳子系在过道栏杆上的横杆会将其取代，一个看上去很傻的年轻物理学家拿着把斧子站在栏杆旁，在危机来临时会把绳子割断。
项目组的最后一招，是安排在房顶附近的三人敢死队，他们站在建造房子时留下的电梯平台上，拿着大罐硫酸镉，准备在射线强度突然失控时，像浇灭篝火一样倒在反应堆上。
格雷格很清楚，中子的数量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成倍增长。费米说增长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要好几秒才会成倍增长。如果费米的判断正确，那实验就没问题了。如果他的判断错了，那么拿着罐子的敢死队和拿着斧子的物理学家就会在眨眼间汽化。
在格雷格耳中，滴答声趋于平稳。他急切地看着拿计算尺的费米。费米看上去很开心。格雷格想，费米这样很自然，如果发生不测的话，厄运会降临得非常快，在场的人来不及想任何事就会随着反应堆的爆炸而灰飞烟灭。既然这样，还担心什么呢？
滴答声的频率变慢了。费米笑了笑，命令技师再把操纵杆拉出来六英寸。
更多的科学家穿着冬天的厚重冬装——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登上了台阶。格雷格对安全措施的匮乏感到吃惊。没有人检查这些科学家的证件——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为日本效命的间谍。
在这些人中，格雷格认出了早已名声在外的齐拉特。莱奥·齐拉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圆脸，有一头厚重卷曲的头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原子能可以把人类从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看到原子能将用于战争，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个项目组。
操纵杆又被拉出来六英寸，滴答声的频率更快了。
格雷格看了看表，这时是十一点三十分。
突然一声巨响，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麦克休说：“该死。”
格雷格问他：“发生什么了？”
“哦，我明白了，”麦克休说，“射线的强度触发了安全机制，放下了紧急操纵杆，没什么大不了的。”
费米大声宣布：“我饿了，大家吃午饭吧。”他的意大利式英语非常难懂，格雷格听成了“我是匈牙利人，我们去午摊吧”。
这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想着午餐呢？但没人跟他争辩。“谁都不知道实验需要多久，”麦克休说，“也许要整整一天，趁可以去吃饭的时候，赶紧去吃吧。”格雷格被他们不紧不慢的态度急坏了，气得直想大吼大叫。
所有的操纵杆被重新插进了反应堆，锁进其既定位置。然后所有人都离开吃饭去了。
大多数人去了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餐厅。格雷格买了个烤奶酪三明治，坐在名叫威廉·伏龙芝的物理学家身旁。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穿得很不讲究，伏龙芝却与众不同，他身着一套绿西装——扣眼、领衬、肩垫、肘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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