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待在一起，当然还有她匆匆下楼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
每天早饭时，父母都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卡拉觉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们正计划着让德国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交谈有点变味了，他们似乎认为德国正被一种可怕的危险笼罩，卡拉却想象不出这种危险是什么。
父亲说：“为了压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样。但你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铁青，“而当我有所行动时，你却谴责我把这个家置于险境。”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父亲说。争吵刚刚开始，但这时埃里克晃荡着书包像小马驹一样冲下楼梯，奔进了餐厅。他比卡拉大两岁，今年十三岁，上嘴唇已经长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须。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长个儿以后，他就装出一副认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样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实上，卡拉比埃里克聪明得多，知道很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经。
“你刚才弹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问母亲。
兄妹俩时常被母亲的钢琴声吵醒。这架施坦威钢琴和这栋房子都是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母亲说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弹一会儿琴。这天，母亲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一首爵士乐。“这首爵士乐叫《猛虎》。”她告诉埃里克，“你想来点奶酪吗？”
“爵士乐是颓废的音乐。”埃里克说。
“别瞎说。”
艾达把一盘奶酪和切碎的香肠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进嘴里。卡拉觉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难看。
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可怕。“埃里克，这些胡说八道是谁教给你的？”
“赫尔曼·布劳恩说爵士乐是黑人发出的噪声，根本不能算是音乐。”赫尔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亲是纳粹党的一员。
“赫尔曼应该尝试一下。”父亲看了母亲一眼，神情缓和了些。母亲对他笑了笑。父亲接着说：“多年前你妈妈曾经想教我弹拉格泰姆，可我总是掌握不好节拍。”
妈妈又笑了：“简直是对牛弹琴。”
争执结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气。她感觉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呢，”父亲循循善诱地说，“如果一个黑人孩子在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呢。”
“你胡说。”埃里克有点气急败坏了。
母亲插话进来：“傻孩子，不能和爸爸这样说话。”她的火已经发完了，此时的语调里带着一丝倦意，“你和赫尔曼·布劳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埃里克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将统治世界。”
“你的纳粹朋友根本不知道历史，”父亲说，“德国人还生活在洞穴里的时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纪时曾统治世界——那时穆斯林已经学会了算术，而德国的王子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和种族无关。”
卡拉皱着眉头问：“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父亲慈爱地看着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已经很聪明了。”父亲的赞赏让卡拉很开心，“文明兴衰起伏——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罗马人都曾经历过——但其中的原因谁都说不清楚。”
“都快点吃完，穿上外套，”母亲说，“你们要迟到了。”
父亲从马甲口袋里拿出怀表，扬起眉毛看了一眼：“还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兰克家去，”母亲说，“她们学校停课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炉——我打算让卡拉和弗里达待上一天。”
弗里达·弗兰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密友。弗里达的母亲莫妮卡，年轻时甚至还和卡拉的父亲谈过恋爱——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达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槟后告诉她们的。
父亲问：“为什么不让艾达照看卡拉？”
“艾达要去看医生。”
“哦。”
卡拉希望父亲追问一下艾达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像早就知道了似的点点头，把表收了起来。卡拉打算开口问，但又觉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问母亲，然而卡拉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爸爸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先出了门。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随意地搭在头上，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然后跟着父亲走了。
卡拉和母亲帮艾达收拾餐桌。卡拉和艾达的感情非常好，上学之前，因为母亲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达看护着。艾达还没结婚，她二十九岁，长相普通，不过笑起来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罗·胡贝尔约会过一段日子，但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卡拉和母亲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戴帽子。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她选择了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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