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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还没能和贝拉联系上。
他给贝拉写了信，但没收到回信。当他拨打黄页电话本上的赫尔南德兹家的号码时，一个他觉得是贝拉母亲的中年妇女冷冰冰地对他说：“她现在不在家，我可以给你带话。”贝拉却没给他回电。
贝拉可能有个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伍迪希望贝拉亲口跟他讲。但也许她母亲私自把他的信藏起来了，也没把他的口讯传达给贝拉。
伍迪也许应该放弃。再追寻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但他不会轻言放弃。他回忆起不屈不挠地追求乔安妮的往事，琢磨着自己为何总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他的宿命吗？
与此同时，每天早上他会和父亲一起去费尔蒙特酒店的空中花园，听国务卿斯特蒂钮斯做前一天联合国会议的情况简报。斯特蒂钮斯是在科德尔·赫尔被送进医院以后，继任国务卿之位的。此时，哈里·杜鲁门也接任了死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之位。格斯·杜瓦觉得，在世界局势如此紧要的关头，美国由两个经验不甚丰富的新手来领导，真是个很大的遗憾。
事情开始得很不顺利。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会前碰面时笨拙地惹怒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情绪很不好。他宣称如果联合国不接纳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话，他就马上回苏联。
伍迪不希望苏联开溜。没了苏联，联合国就不成为联合国了。大多数美国代表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妥协。但立场强硬的范德博格参议员却坚持不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达成任何协议。
一天上午，伍迪正好有几个小时空，于是他去了贝拉父母家。
赫尔南德兹家住的时尚社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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