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就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句子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听众们似乎也有一样的感觉，会议大厅里五六十个议员明显开起了小差。劳埃德感到一阵恐慌：他怎么能把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如此轻率地在这么多议员面前呈现出来呢？
在政府包厢的前排座位上，他看见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母亲艾瑟尔和出任煤炭部长的舅舅比利。劳埃德知道，比利舅舅十三岁就下了矿井，母亲也在同一年龄当起了泰-格温的女仆。演讲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但却事关这些人的生命。
讲了一会儿，他放下讲稿，开始自由发挥。劳埃德说，由于残疾和失业，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常常饥寒交迫，这类家庭他曾在伦敦东区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亲眼见到过。声音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情感，有时透出几分苍凉，但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劳埃德感觉到议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演讲上来，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了实现就业保险、去除失业恐慌而大声呼吁的外祖父，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们。结束演讲时，议员们大声欢呼起来。
劳埃德的妻子黛西在观众席中自豪地笑着，直冲他翘大拇指。
他带着一丝满足聆听着辩论中其他人的演讲，觉得自己通过了作为议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
辩论结束以后，劳埃德在议院的大厅里遇见了保证本党议员投票无误的纪律委员。对劳埃德的演讲表示祝贺以后，这位纪律委员问：“你愿意成为一名政务次官吗？”
劳埃德非常激动。每个政府部长或国务大臣至少有一个政务次官。事实上，政务次官仅仅是个拎包的角色，但这个职务却是成为部长和大臣的必经之途。“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职务，”劳埃德说，“谁将成为我的上司呢？”
“厄尼·贝文。”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贝文是外交大臣，是和首相艾德礼走得最近的人。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艾德礼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本人是牛津毕业生，在一战中当过军官。贝文则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一岁就开始干活，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运输个人工会。他们在体形上也完全两样：艾德礼瘦削沉静，贝文又高又壮，还喜欢高声大笑。外交大臣常把首相称为“小克莱门”。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点，他们却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对劳埃德和几百万英国人民来说，贝文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劳埃德说，“但贝文不是已经有了个政务次官了吗？”
“他需要两个，”纪律委员说，“明天早晨九点到外交部开始上班吧。”
“谢谢你。”
劳埃德匆匆走过橡木装饰的走廊，朝母亲的办公室走去。他让黛西辩论后等在那里。“妈妈！”他进门便大声喊，“我被任命为厄尼·贝文的政务次官了！”
这时他发现办公室里除了劳埃德，还站着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用带着惊异和厌恶的目光瞪着劳埃德。
尽管吃惊不小，但劳埃德还是注意到自己的生父穿了件剪裁精细的灰色西装和一件双排扣马甲。
劳埃德看了一眼他的母亲。艾瑟尔很平静。她对菲茨和劳埃德的相见一点也不吃惊，这一定是她事先安排好的。
伯爵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艾瑟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瞪着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即便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下，菲茨也不卑不亢。尽管因索姆河战役患上了睑下垂，但他还是很英俊。那次战役后，他就拐杖不离身了。虽然还有几个月就六十岁了，但他衣着得体，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劳埃德也喜欢着装整齐。他琢磨着，原来这个习惯是从伯爵那儿遗传的。
艾瑟尔走过去，站在菲茨身旁。劳埃德很了解母亲，知道她这样做有什么含义。想说服对方的时候，她经常会用这一招。可劳埃德不想看到母亲对这个对她始乱终弃的男人如此热情。
“听到博伊的死讯，我非常难过，”她对菲茨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更珍贵了，不是吗？”
“我必须走了。”菲茨说。
在这以前，劳埃德只是和菲茨擦肩而过了几次。以前，他从没有和菲茨长时间在一起，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尽管不怎么舒服，劳埃德却很愿意遇上这个场面。虽然脾气暴躁，但菲茨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菲茨，”艾瑟尔说，“你有个还不认识的儿子——一个你应该为之骄傲的儿子。”
“艾瑟尔，你不能这样做，”菲茨说，“男人有权忘掉年轻时的错误。”
劳埃德非常尴尬，但艾瑟尔却不依不饶地问：“为什么要忘记呢？我知道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犯下的错，但你看看现在的他——刚刚做了篇令人激动的演讲，还被指定为外交部长的政务次官。”
菲茨故意不去看劳埃德。
艾瑟尔说：“你把我们的那段感情看成是青年男女之间的厮混，但你很清楚事实是什么。是的，我们那时的确很年轻，的确很蠢，经不起异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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