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比利时（5）

不到列昂·德黑勒 [308] 这样从普通士兵干起，最后没准能做到将军的类型。如果你要问我的话，他做将军不会是在一个司令部的书房里，而是会在各个地方的最前线，在最靠前的位置，同他的弟兄们在一起。

戴尔斯，新的荷兰语老师，长得像个美国人，虽然课上严禁吸烟，但他还是时不时地把那支红色的陶制烟斗塞在嘴里，一只烟雾缭绕、散发臭味、不通畅的工人烟斗。他以他那种活泼欢快的姿态走进了教室，坐在第一排布莱宁可的板凳上。许多年前，曾经有个寄宿生正是从这个板凳上往黑板上扔了一个墨水瓶，因为他在之前的夜里突然不再相信耶稣的存在，而且根本没法消除这种怀疑。他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一节课上到半截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刺耳得不像人发出的叫声，扔出了那个墨水瓶，然后就昏过去了。

戴尔斯用陶制烟斗的长柄敲敲自己的牙齿，给作文《城市里的春天》打分。贝腾斯得了二十分中的十八分。罗伯特·斯梅金斯，也是路易斯的对手，拿了十六分。路易斯不明白。这是戴尔斯第一次给作文打分。他没有听他的前任“细长耳朵”说过，路易斯·塞涅夫在写作文方面可是“同侪居首”的？戴尔斯一本接一本地把作文举到眼前和烟斗前，念出分数，然后再把本子放到身旁摇摇晃晃的一堆本子上。

最后一本了，他把本子举起来驱散了烟斗冒出的烟雾，就像一位在一个过热的剧院里坐到最后一幕的中国宫廷妇人一样矜持又卖弄风情。这就是路易斯那本带深蓝色封皮的。戴尔斯往窗外院子看了一眼，那儿正有人在打造一个讲台。“有一篇作文，”他对着那些木匠说，“我没有打分……”（因为它不适用任何标准，它的价值没法用分数来衡量，因为我不能把它和其他人写的枯燥又听话的作文，包括贝腾斯的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就算打个零分，对我来说也会是某种认可。不，我还是不做任何评价，让这件赝品陷入遗忘好了。”

他转过身，把烟斗指向路易斯：“小塞涅夫先生以为，他可以把我当傻子耍，还是用这么明显的方式。我不知道，让我反感的到底是他的懒惰，还是他狂妄的愚蠢。”

路易斯站了起来。就像在一间空房间一样，他听见了罗伯特·斯梅金斯在嘲讽他。

“塞涅夫，坐下吧。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你有吗？”

“没有，没有。”

戴尔斯手一挥，准确地将本子扔进了他讲台旁边的字纸篓里。路易斯紧紧攥住了自己的板凳。

“塞涅夫，你真当你的老师是个啥都不懂的乡巴佬，你以为他不会一眼就看出来哪句话是抄的别人的，看不出来整篇作文都是抄来的，你这个傻瓜蛋？”

戴尔斯身上散发出一种盲目的、理所当然的无所不能的气概。到底怎么回事？是罗伯特·斯梅金斯偷偷在他作文本里放进了另一篇作文，或者一堆句子，偷用了他的笔迹，而不是他自己花了两个晚上，首先急匆匆地用铅笔打草稿，然后用工整的钢笔写下的那篇，那篇讲的是从他家到公园的一次有观察的散步，他尤其写到了灌木丛、邮差、女仆和日出。那些句子、那些段落、那些词语都在他脑海里倏然掠过。对啦，有一句，他犹豫了一下。没错，是有一句，同他从刚刚读过的“凤凰丛书”系列中的《火红花朵之歌》里读到的一句很像，那一句话将日子描述成好比鲜花开放。

“塞涅夫，我说过，你可以坐下了。”

“您说得对，戴尔斯先生。”

老师脸上灿烂的微笑。弗雷德·阿斯泰尔 [309] 的微笑，在他和金杰·罗杰斯翩翩起舞时就那么笑。票价一法郎，星期四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您说得很对，戴尔斯先生。我是逐字逐句抄袭了别人的。”

“一整篇作文都是抄的？没有因为偷懒漏掉了几个形容词？”

“没有，戴尔斯先生。所有的词句都直接从一本书上抄下来的。”路易斯落到了自己的板凳上，一个被人揭穿的作弊者，一个奸猾的大骗子。日子像朵玫瑰一样开放。

“对这件事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塞涅夫。免得以后再有任何误解。我怀疑，你觉得你可以这么放肆地作弊，就是因为我恰巧和你父亲有同样的政治立场。你可给我牢牢记在脑袋壳里，你这爱竞技的家伙：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不带任何立场偏好的教师，没有其他任何身份。”

罗伯特·斯梅金斯鼓起掌来。其他人也跟着鼓掌。戴尔斯——他太平滑、太年轻、太活泼，没法让人取什么外号——用他的烟斗挥散了掌声。路易斯放弃了用尽全力把钢笔杆戳到戴尔斯屁股上的做法。

那个扔墨水瓶的寄宿生被两个警卫和两个老师架出了教室。他们把他抬到医务室里的时候，他猛地从昏迷中醒来，变成了一个狼人，对陪伴他的那几个人又抓又咬。他们合力把他赶到了地下室，那儿的窗户那时候还没有刷成蓝色来遮光，也没有配备小沙袋来防止人打碎玻璃。后来，这个寄宿生被鲁瑟拉勒的一个小学校接收了。他在那里也因为娘们一样的发疯撒泼而遭到开除。一天夜里，他溜回了我们学校，在他的屈辱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