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也没有可以归属的地方。从前从未有过，现在也依旧。对他而言唯一的地方就是“现在所在的地方。”
不，不是那样的，他想道。
仔细一想的话，人生到此为止，只有一次清楚地知道过要去的地方。那是在高中时代，作希望进入东京的工科大学，专业的学习火车车站的设计。那是他所要去的地方。而且为此拼死的好好学习了。班主任曾经冷冷的对他说，凭你的成绩想要考上那所大学，八成是不可能的。但他在努力之下，总算闯过了这一难关。那个时候是他生来第一次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学习。虽然不擅长去和别人竞争排名和成绩，但只要被赋予了具体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自己就能为此倾注心血，也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这对他来说是个崭新的发现。
而结果就是，作离开了名古屋到了东京来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在东京时的他渴望着尽早的回到故乡的城镇上和暂别的友人们见面。那里是他归属之地。这样在两处往来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出头。但在某个时间点起，这一往来被唐突地切断了。
之后，既没有要去的目的地，也没有了归属的地方。名古屋还有他的家，自己的房间被保留了下来，母亲和大姐还住在那儿。二姐也在市区生活着。虽然一年里会礼节性地回去一两次，回去的时候也被充满亲情地欢迎了，但是和母亲姐姐们并没有什么要说的话，和她们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想要的是作已经不要而弃置了的那个他曾经的模样。为了再现那个自己，他就必须做些不自然的表演。名古屋的样貌看上去也奇怪地疏远而乏味。作想看到的或是所怀念的，在那里已经什么都找不出了。
另一方面，东京对他而言，只是凑巧居住的地方。以前是学校所在的地方，而现在是工作的地方。他是因为工作才所属于这里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作在东京度过着规律而安静的生活。就像是被国家通缉的亡命之徒在异乡，为了不在身边引起风波，闹出麻烦，为了不被剥夺居留许可证，而小心翼翼的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是把自己当做人生的亡命之徒来活着的。而东京这个大都市对这样想要匿名生活的人们来说，是理想的居住地。
作没有称得上亲密朋友的人。只结交过几位女朋友，不久便分开了，平稳的交往关系和和平的分手。能进入他的内心的人一个也没有。可能因为他自己并不去寻求那样的亲密的关系，而对方也并不深度的渴望着他，大概是一半一半吧。
多崎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道，我的人生在20岁起实质上就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了吧。那之后的人生就好比温和的风一般静静地吹过他身旁，不留给他伤痕，也没有悲伤，没有情感的波动，就连一点快乐的回忆都没有留下来。而他已临近中年。不，距离中年还少许有些时间。但至少已说不上年轻了。
细想之下，某种意义上，也许惠理也算得上人生的逃亡者。她也内心负了重伤，从而抛下了许多东西，舍弃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她还是为自己选择了芬兰这一新天地。而她现在有了丈夫而女儿们，也有陶器制作这一可以倾注自己心灵的工作。还有湖畔的避暑别墅和一只活泼的狗。芬兰语也学会了。她在那儿为自己创出了一个小小宇宙。和我不同。
作看了眼左手腕上的豪雅表（TAGHeuer），时间是八点十五分。特级列车已经开始上车，人们拿着行李陆续登上车，坐在了指定的位子上。把包放在行李架上后，在打开了冷气的车子里喝着冰饮料休息一下。隔着车玻璃能看到他们这么做的身影。
这块手表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少有的有形之物。是于六十年代制作的精美的古董表。要是三天没带在身上螺丝就会变松，指针便会不转了。但作反倒是喜欢这一不便之处。真是纯粹的机械制品啊，不，也许应该称之为工艺品，连一小块的石英或芯片都没放。一切都是靠着精妙的发条和车轮来让之规律运转的。而在近乎半世纪一刻不停歇的转动之下，它所记录的时间还是令人惊异的那么准确。
作从出生来没有自己买过表，一直是毫不感兴趣的用着别人送的便宜货，只要能知道准确时间就行。这就是他对表的看法。只需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总以应付平时的需要。所以在父亲去世后，接过了这块作为遗物的高价手表时，他也并无任何感慨。只是因为需要每天上发条，所以就像是一种任务般的每天带在了身边。但是一用了这块表，他就彻底的喜欢上了。它的触感也好、恰到好处的重量也好，发出的小声的机械音也好，作全都喜欢。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频繁的去看时间了。而每次看，脑中都会闪过父亲的影子。
其实说实在话，关于父亲自己并不怎么记得，也并没有特别的怀念之情。孩童时也好还是长大了也好，都没有记忆曾和父亲一起去哪里玩过，或是两个人亲密的谈过心。父亲本来就是极为沉默的人（至少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怎么开口的），其余每天都忙于工作，也基本不怎么回家。现在想起来的话，大概是在别处有了女人吧。
对作而言，他与其说是血脉相连的父亲，倒不如更像是常常来家里拜访的某个有钱人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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