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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心中默默祈祷瑞士政府不会公开任何不良事件，以免有损其谨慎的名声。
我手里拿着帽子，坐在一张青灰色椅子上，对坐我对面的海关官员说：“我跟你们说，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飞行过程中我有很严重的焦虑症，所以我把这些药全给吃了。”我指着中间灰色金属桌上放的那两个小玻璃瓶。谢天谢地，这两个小瓶子上贴的标签均是我的名字，就我目前的处境来看，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说到安眠酮，此刻它们已稳稳进入了丹尼的降结肠里，我估计现在他已经安全通过海关了。
这三位瑞士海关官员开始用某种听不懂的法语方言大讲特讲。即便他们说话快如光速，他们还是能够使嘴唇紧得像小军鼓，下巴锁定不动，这真是够神奇的。
我开始打量起这个房间。我这是在监狱吗？从这三个瑞士人身上可看不出答案。他们的脸上都毫无表情，仿佛他们是毫无思维的机器人，按照瑞士钟表的精准设置来机械地工作与生活，仿佛这个房间一直在大叫着：“现在你已进入界限模糊地带了！”这里没有窗，没有图片，没有钟，没有电话，没有铅笔，没有钢笔，没有纸，没有灯，没有电脑。除了四把青灰色椅子，一张配套的青灰色桌子和一株枯萎的、正缓慢走向死亡的天竺葵外别无他物。
天哪！我是否应该要求与美国大使馆通话？不，你这个傻瓜！我可能已经上了某种监视名单了。我必须继续隐姓埋名，对，隐姓埋名，这就是我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