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后——瑞士法语区时间中午12点半——丹尼正对着我坐在一辆蓝色劳斯莱斯后座。这辆劳斯莱斯比商业捕鱼船还宽,比灵车还长,我不禁在想,这车该不会是开往我自己的葬礼吧?这是今天首个不祥的预兆。
我们正在去往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的路上,今天将与瑞士银行家进行首次会谈。我透过后窗玻璃向外看去——抬头看看高高喷射的喷泉,内心仍然充满着敬畏——这时丹尼无比伤感地说道:“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把自己的安眠酮也冲到了马桶里。我是说,真的,JB!我几小时前刚把它们塞进了屁眼里!这个方法够原始的了,是吧?”
我看了看丹尼,笑了笑。他这点讲得没错。过去我也曾为了安全通过海关把药往屁眼里塞——我可不是在逗你。我曾听说过,可以把药装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再用大量的凡士林把小瓶子封好。但只要想到这就像贩卖毒品,我就放弃了凡士林战略。毕竟,只有真正的瘾君子才会想到这一点。
我对丹尼对我的关照、对我的保护充满敬意。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这棵摇钱树倒了,他还能继续这样关照我吗?这是个不错的问题,但不值得多想。我现在可是鸿运当头,金钱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大量涌入我的口袋。我说:“是,的确够原始的;这我可不否认。不过你可别以为我不感激你的这一做法,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再讨论安眠酮了。我希望从现在起,接下来这些日子里你能好好玩你的,我也能好好玩我的,可以吗?”
丹尼向后倚靠着座椅,跷着二郎腿说:“好,我同意。我可以自己找乐子。我只是不想往屁股里塞东西。”
“丹,在妓女这件事上我们也得收敛些了。我已经感到恶心透顶了。现在我们讲正事吧。很快就要到银行了,在到那儿之前有几件事我得先和你过一遍。首先,你应该知道由我来负责跟他们讲话吧?”
他点点头说:“你以为我是‘愣头’吗?”
我笑了笑,“不,你的脑袋还不够愣,比他聪明多了。不过,听着,给我认真听好,你靠后坐着给我观察他们,这很重要。试着搞清楚这些法国佬在想什么。我从他们的肢体语言里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甚至在想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肢体语言。不管今天上午谈得怎么样,不管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完美,我们离开时都要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丹尼,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们要说,这与我们在美国做的业务不符,我们已经决定不做这个。等他们给我讲一些法律问题后,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记住了吗?”
“没问题,”他尽职地回答说,“不过为什么?”
“因为卡明斯基,”我快速答道,“首次会谈时他会在场,我不太相信这个假发佬。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看好瑞士这一类业务。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而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去做,则绝不可让卡明斯基知情。他会把整件事搞砸。如果我们决定做下去,或许我们会换一家银行,又或者我们仍使用这一家。我敢保证他们不会忠于卡明斯基的。”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可让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丹尼我不管你喝得多醉,或吃了多少安眠酮,或吸了多少可卡因,这件事你绝对不许泄露出去。不许告诉马登,不许告诉你的父亲,更不许告诉你太太,记住了吗?”
丹尼点点头,“兄弟,我一定保持缄默。死守到底。”
我笑着点点头,然后看着窗外一言不发。这等于是对丹尼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想再说话,而丹尼到底是丹尼,他马上就心领神会。剩余的车程我一直看着窗外日内瓦洁净的街道——人行道上一点垃圾都没有,墙上也一笔涂鸦都没有,这真是令人惊奇。很快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我开始思索,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看起来是错误的、危险的、鲁莽的举动。我最早的顾问之一阿尔·艾布拉姆斯就警告过我要远离海外银行业。他说这样做肯定会招致麻烦,会引来太多的关注。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瑞士人,一旦美国政府对他们施压,他们就会把你给出卖了。他解释说,所有瑞士银行在美国都有分行,所以他们逃不掉政府的压力。阿尔讲的这些句句在理。阿尔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谨慎的一个。事实上,他在办公时一直用10或15年前的旧钢笔,所以,即使不得不倒签文件日期,也不用怕联邦调查局用气相色谱仪断定墨水的年代。看来犯罪可得谨慎一些才行!
早期我刚开始创业时,我和阿尔通常会在Seville Diner餐厅见面吃早餐。他总会和我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个林茨果酱夹心大蛋糕,同时就联邦证券法的演变进行历史分析。他会向我解释事情的由来,人们过去犯过哪些错误,目前大多数证券法是如何根据过去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来的。这些我都熟记于心。我没做任何笔记——他可不允许我做书面记录。和阿尔做交易不需要书面的凭证,他说的话就是合约,而且他从未违约。是的,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签署过书面合约,但所签署的合约均经过阿尔的认真准备,并使用精挑细选的钢笔进行签署。当然,每份文件都坚定地支持“合理的推诿”这一理念。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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