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冯健,1945年秋随部队由河北入关。我们是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八路军。
在我军接管通化城半年以后,也就是1946年大年初二那天,国民党地下组织伙同残余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一次武装暴乱,暴乱被我军平息以后,郝班长带领我们去清除日伪军尸体。那天有零下四十多度,通化城的百姓用“嘎嘎冷”来形容这样的天气。我是南方人,之所以能经受得起那样的冰天雪地,完全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
日本人的尸体铺天盖地。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整整十四年的压迫和奴役让老百姓恨透了日本侵略者,他们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这些死不悔改的暴乱者身上,加之他们生活本来就很贫困,所以一千多具尸体上的衣物基本被剥得精光,手表、钢笔、戒指,凡是值钱的东西统统被拿走,连嘴巴里的金牙都被薅了出来。
郝班长带领我们赶到的时候,裸尸已经被成群结队的野狗咬的不成样子,像被切开的红萝卜,嘎嘎冷的严寒中是看不到血的。那么,这千余具尸体如何处理?拉到荒山野外埋掉肯定不切实际,寒冬腊月冻土层达一米以下,工作量太大;火化更是行不通,当时老百姓连冬天取暖的燃料都无法保证,又怎么能浪费在这些死人身上;最后上级不得已做了一个决定:水葬。水葬日本人尸体这件事在通化城不是秘密,当时生活在那里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组织上不妨去问问他们。
由于当时人手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发动当地的百姓们帮忙,把尸体装进牛车马车,割开江面厚厚的冰层投到冰窟窿里。说起来似乎挺简单,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足足干满了两天。特别是砸冰层的工作,尖镐要抡圆了刨才行,不然根本刨不动。我们班的小赵年龄比我小,他没什么经验,还没活动好身子就去抡尖镐,结果胳膊给弄脱臼了,幸亏郝班长曾经干过几天救护兵,掰扯了一会儿才给他复位。
就在水葬工作快要接近的尾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桩怪事。
(2)
当时我和小赵正准备把最后一车尸体塞进冰窟窿,赶车的吴老蔫也帮着我们忙活。整整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就连郝班长这样的东北大汉都有些疲沓,更别说我和小赵了。吴老蔫把一具尸体扔进冰窟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分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一看烟卷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于是便问他从尸体上弄了多少东西,吴老蔫憨厚地笑了笑,说:“不少咧!还有三盒日本罐头。”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脚下突然重重地晃了两晃,小赵下盘不稳猛地跌了个大跟头,接着冰层之下传来了一阵嘎啦啦的摩擦声,像是金属之类的硬物贴在水面移动。小赵卧在冰面上一脸惊慌地看着郝班长,意思是在问郝班长这是怎么回事,郝班长起脚跺向冰面,几下过后刺耳的摩擦声居然消失了。郝班长把小赵拉起来,说:“估摸着是尸体太多臃住了。”他指着江桥下的一个冰窟窿说:“往那里塞吧。赶紧弄完咱们好回去吃饭,天快黑了。”
吴老蔫拉过马缰,跟我们说:“八路军同志,你们先把烟抽完,我把马车先赶到江桥下面,这样能省把力气。”
吴老蔫赶着马车往江桥的方向。起初那匹黑马还往前走,但是距离江桥下的冰窟窿十米左右的时候,它却在原地打起了转转,马蹄磕得冰渣横飞,摇着头不停地嘶叫,任吴老蔫怎么抽打它都不肯再向前一步——黑马似乎非常恐惧江桥下的那个冰窟窿。
天色越来越黯。我和小赵赶紧扔了烟头过去帮忙,小赵拉着马缰,我在后面推着车,吴老蔫坐在日本人的尸体上挥动着马鞭,但是即便这样,黑马依旧不肯走动。我回身观察,这才看到黑马浑身不停地抖动,鼻孔里冒着白花花的粗气。我心里犯起了嘀咕,忙问吴老蔫:“这牲口是不是病了?”
(3)
“算啦算啦!就这么一旮瘩远,别折腾了。”郝班长把两具冻得像木头的尸体从车上拽下来,然后扯着它们走向江桥下的冰窟窿。
我们把整车的尸体搬到冰窟窿旁边之后,开始往水下投掷。
天实在是太冷了,溅起的水珠粘到裤腿上就挂冰花。小赵塞入一具尸体后正要回身的时候,“啪叽”一声跌在冰面,他的小半个身子瞬间就滑入了冰窟窿里,而且,还在不断地深入。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小赵哇哇乱叫,两根胳膊冲着我拼命地挥动着。我连忙扑倒在地拉住了他。我本想拉他上来,扯了几把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些异想天开——冰窟窿里似乎有种强大的吸力,连我都在跟着小赵一起往里滑。
郝班长毕竟经验丰富,他抄起吴老蔫的马鞭麻利地绑在小赵的腕子上,在吴老蔫的配合下,小赵的身子才一点点浮上水面。我能感觉出来,小赵的脚下有“东西”,不然就凭他的体重根本不会连我都拉不住。随着小赵的身子慢慢被拉上来,那个“东西”也浮出了水面,居然是一只惨白惨白的手!
老北风呼啸刮过,一些琐碎的冰渣打得我睁不开眼。这种景象在南方是见不到的,它常常让我想起那些炮火连天的战役中飞扬的弹片。
(4)
吴老蔫被这只从冰窟窿里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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