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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