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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博迪校长把英国伊顿公学的那套管理方式搬到了格罗顿。为了强调生活简朴、锻炼意志，学校还额外规定了一些斯巴达式的生活：学生们一律住在１０英尺长，５英尺宽的单独小寝室里，室内的布置陈设简陋到了极点，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权且当门。早晨７点起床洗冷水浴，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全体学生必须在一整天里严格遵循校长规定的日程表，不得有误。参加集体晚餐时要穿戴整齐，白衣领要浆得和校长一样笔挺，而且要穿起皮鞋。

格罗顿公学并没有刻意向学生们传授或灌输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本领。皮博迪校长号召教师们要在各种场合对学生进行献身政治的劝勉，并且自己以身作则。他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参加者必须诚实，决不能与恶劣行径和腐败势力同流合污，如此国家政治就能"变得清明"。显然，这些空洞浮泛的说教与当时美国政治的严酷现实相距甚远。它对罗斯福日后成为一位政治家所产生的影响，也未必有皮博迪后来所宣称的那么大。据一位格罗顿公学的毕业生说，学校要求他们"同不熟悉的人谈话时，眼睛要注视对方头顶上方两英寸的地方"。其实这种习惯对于在政治领域广泛与人打交道并取得成功是极为不利的。离开格罗顿以后，罗斯福自然把头仰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往下看人，直到１０年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这个习惯克服掉。罗斯福在格罗顿学到的唯一政治技巧似乎就是一种有力的辩论术。他们经常就"美国海军应该扩大"，"夏威夷应归併美国"、"菲律宾应该独立"，以及社会改良等议题，分成正反两方面展开辩论。到了６年级的学术辩论会上，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不再是单纯从学理上和逻辑上进行辩论的窍门，并屡屡出奇制胜。

格罗顿公学的教学大纲没有什么新意。语言课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占了很大比例，然后才是法语和德语。历史课则专讲欧洲史，它很少开设与美国有直接关联的课程。校长和老师们大都照本宣科，要求学生们死记硬背，几乎从来不搞因材施教的启发式教学。稍有例外的似乎是"政治经济学"这门课，老师讲授的内容主要来自大卫·李嘉国、约翰·穆勒、让—巴蒂斯特·萨伊、托马斯·马尔萨斯等着名经济学家。该课的教学还注重课堂讨论，讨论的题目有"银与金的比较"，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问题和关税问题等。这些现实针对性很强的讨论对少年罗斯福有些启发，从现存的他当年的学习笔记中可见他对这门课比较用功。口齿伶俐、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富兰克林在这里的头两年里，各科成绩平均为Ｃ（为不及格），后两年他也只能勉强地把成绩提高到ＤＢ。

罗斯福刚进校时，操着浓重的英国口音，有些不太合群，因学校里有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名声不太好的侄子，因此他得了个绰号"富兰克叔叔"。但罗斯福逐渐学会了与同龄人相处，他较快地克服了一般插班生因突然面对全新环境而容易产生的那种羞怯、焦虑、失落等不适应症，并从容不平地进入了角色。他"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总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最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他在进校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老师们也很少给他记过品行不良。他儘量调整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传统规范。皮博迪校长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学生，也是个好孩子。」

同英国的学校一样，格罗顿公学大力推崇体育活动。身材瘦长、肌肉不够匀称和发达的罗斯福自然不能靠出色的体育成绩来出人头地，但他还是充满热情地参加足球、垒球、篮球、拳击、划船等体育日程表上所罗列的一切项目。有些项目轮不到他上场比赛，他就在场外当啦啦队员，有时喊哑了喉咙。１８９７年的暑假，他父亲送给他一艘长约２１英尺的单桅小帆船。在随后的几年里，罗斯福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同朋友们一起，常驾着这隻被命名为"新月号"的帆船出海，并且详细地考察了无数个小海湾。芬迪湾里哪有激流险滩，何时潮涨潮落，罗斯福都一清二楚。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埃德加·麦克莱的《美国海军史》和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马Ｔ汉的《制海权的影响》，为其透彻的说理和缜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他一生曾反覆阅读过马汉上将的这部名着。学校图书馆藏有当时最主要的杂誌，他基本上都读过。

毕业典礼那天，西奥多·罗斯福州长驾临格罗顿公学，应邀作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说：「……一个人只要有勇气、有善意、有智慧，那么他所成就的事业即是无限的。而当今我国政治正需要这种人。"西奥多精力出奇的旺盛，兴致昂扬，在听众面前极富吸引力。他将他自己对道德健全的热衷，以及对"紧张生活"的喜爱，传染给了这些美国青少年。富兰克林听得热血沸腾，近乎英雄崇拜地带头鼓掌。堂兄西奥多实际上成了富兰克林最初的政治起蒙者。在年轻的富兰克林看来，堂兄西奥多身上，除了认为心地纯洁的人应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鄙视单纯追求物质利益，以及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想法。

４０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对皮博迪校长说：「我认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的时期，我有幸接受您的教诲，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