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俱乐部和餐厅对他进行下流的攻击，而他自幼生活在充满友爱、鼓励、迁就、宽恕的环境里，１９３５年以前，性格深沉的他对这类攻击大都采取退避、延搁、妥协等并非尖锐激烈的反应。他本可接受以善意的精神提出的批评或者具有建设性内容的建议，因为他善于博采众长。但是这一次企业界的恶意和故意干蠢事使他受到深深的伤害，他因而有些愤怒，１９３６年的竞选中他曾严厉地反击这些人是刚救上岸的忘恩负义的糊涂虫。指责这些人一旦走出政府为他们建造的避风的地下室，「就忘了曾经有过风暴，他们指点着英国，想让人民相信英国就是靠着无为而治、听天由命，而度过萧条取得进步的。"这是１９３５年５月以后的罗斯福对政府与其业界的良性合作产生幻灭感的心理基础。人们也因此得以在１９３６年竞选中听到他那抱怨、忿怒，甚至不无伤心的语调：「这次竞选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自己，人们必须明确表示，或者拥护我，或者反对我。"他对企业界在初期新政中对他暧昧不清的态度有了切肤之痛的体会。同时，休伊·朗确实让罗斯福焦虑不安，朗的重要性在于，他俨然成为全国广大劳动群众抗议第一次新政妥协的主要宣传鼓动者。莫利在１９３５年仲春时节不止一次地听到罗斯福在谈论有必要采取行动，"以便抢在朗的前面。"此外，通观第二次新政的全过程及其重点目标，不难发现它们与大萧条以来罗斯福个人的思想观点、长远规划、施政纲领等有诸多吻合之处。若单独地考察第二次新政的立法，它们中有些基本上是对第一次新政的进一步强化、扩大或使其完备，如以工代赈；有些是当初业已初步提出但因条件限制而未立即兑现的目标，如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立法。两次新政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即令是"第二次新政中以貌似全新内容而出现的条款和措施"，也不难顺理成章地在罗斯福近期的和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启发展的最初生长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是罗斯福个人思想之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相统一的体现。那种认为罗斯福突然大幅度地向"左"转并将之归因于某一单个原因的观点，既失之片面，又违背了罗斯福在其他方面发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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