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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在电视以正义保护神姿态出现的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追求最高收视率的“黑手”。说“黑手”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应该享有最大程度知情权的民主社会的规则，而且是即时的。只是，什么该知情，什么不该知情的决定权却并不在公众手中。“电视要让人看，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这个影像的世界也是由字词控制的。字词製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安心、破坏和谎言”，正如福柯不遗余力地对语言论述结构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所做的阐述，电视语言同样集中体现出社会权利与文化、伦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勾结与共谋。当今社会文化制度的有效维持和运作，依靠的正是这些语言的论述所形成和扩展的基础。人们无疑无法不相信这些影像，它们具有超强的“製造现实”的效果，而它的危险即在于此：尝试建立一种真实。我们知道，所谓的真相需要时间的剥丝去茧，专业的调查取证。然而，在一种集体性创伤的后遗症和强迫症的驱使下，人们不断在内心重温、回溯和放大曾经的目睹，受挫的情绪随之膨胀与发酵，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就群情激昂，到一个遥远的国家打一场无名战争之箭已在弦上。如果真有阴谋，我们在成为猎物之前，却也曾经参与过猎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