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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着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檔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75]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载《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6]《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病逝。

[77]《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启超小儿绰号。坟上，指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墓茔，李夫人于1925年薨，墓茔有梁启超预留穴位，梁殁后与夫人合葬此地。

[79]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只存在了四年，共录取学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职员共17人。根据办学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毕业，毕业证书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第二年起准许成绩优良者继续研究一二年，每年毕业一次，照发毕业证书，但不授予学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从这个规章制度看，即表现出鲜明的“重学问而轻学位”的态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罕见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华研究院人才辈出，硕果纍纍。毕业的68人，后来大都成为海峡两岸以至海外教授与研究中国学术的栋樑。1995年7月，清华大学特别举办了“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有三：一、纪念创办研究院的六位学者──王、梁、陈、赵、李、吴；二、清华人文学术范式的建立及其当代意义；三、国学研究院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清华校友通讯》[J]，第3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据校方称：“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云云。

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李济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倘若一生没有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并位居前几把最为显赫的交椅，不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亦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人类学这门科学的损失。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

：“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济大吃一惊，他虽没见过其人，但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罗家伦谈到其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于是便随庄去见傅。李济说：“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1]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