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不决。
只有兵部尚书于谦一人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
于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復再有异议。当年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悲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
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復、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并因此而切责许贵。
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
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予理会。也先送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设有埋伏，大为惊骇，匆忙挟持朱祁镇逃走。因为朱祁镇人在军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无计可施。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隻，七日进牛一隻，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
也先甚至还对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者，只有袁彬、哈铭二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10]人。父亲袁忠亦为锦衣卫校尉，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袁彬虽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长官朱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被选中跟随朱祁镇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侍在朱祁镇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朱祁镇与瓦剌首领交涉，甚至包括吃饭穿衣、行走睡觉等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往往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皇帝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朱祁镇行走。经此患难，君臣二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对袁彬极为依赖，一刻也不能离开，史称“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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