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隻手，胜利地对我感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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