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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镇上叫了一辆计程车，驶到他那辆车停下地点的附近，不过是在公路的对面。奥佩尔驶了过去，随后那辆福特在他身后二三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

狄克斯坦拔腿就跑。

他在农庄的野外工作了几个月，身体状况很不错。他奔向过街天桥，快步过去，沿着公路另一侧的路边疾跑。他喘着粗气、汗流浃背，只用了三分钟便钻进了他撇下的那辆车。

从福特车里下来一个人，开始追他。那人此时意识到中了圈套。福特车启动了。那人朝回跑去，在车子加速时，跳了进去，车子摇晃着驶向了慢行道。

狄克斯坦坐在车里。几辆跟踪的汽车现在都在公路的对面，要一路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才能调头回来追他。以六十英里的时速，要花上他们十分钟，也就是说，他至少比他们早五分钟上路。他们追不上他了。

他发动汽车，朝巴黎驶去，哼起一支西汉姆联队看台上的曲调：“放鬆，放鬆，放——松。”

莫斯科执政者听到阿拉伯人拟造原子弹的消息时，气急败坏。

外交部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未能早些获悉，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恼火是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个得到情报的，而党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的忧虑则是出于最不愿意看到的又一轮在外交部和克格勃之间谁该受责的争吵，前者在克里姆林宫已经有十一个月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

所幸，埃及人选择的暴露消息的方式只限于一定数量的藏头露尾。埃及人想要表明：他们没有外交上的义务要将此秘密工程告诉其盟友，他们所要求的技术援助，于成功并非不可或缺。他们的姿态是：“噢，告诉你们一声，我们正在建造核反应堆，以便获取製造原子弹的铀，目的是把以色列从地球表面清除，你们看，愿不愿意给我们伸手帮忙呢?”这条周围饰以美妙外交的信息，是在埃及驻莫斯科的大使与外交部中东司代理司长的例行会面将要结束时传达过来的。

接到这一信息的代理司长十分谨慎地考虑着应该如何处理。他的首要职责当然是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上司，上司再报告书记处。然而，获得新闻的功劳会归于他的上司，而上司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从克格勃身上捞分的机会。代理司长有没有办法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呢?

他深知在克里姆林宫中最佳的晋升之阶，是让克格勃对你承担一定的义务。他如今处在对那些小子们施恩的有利地位。如果他警示他们这条埃及大使的消息，他们就有时间做好准备，假装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原子弹知道得一清二楚，正要由他们自己揭示这一消息呢。

他穿好外衣，打算出去到电话亭里给他在克格勃中的一个相识打个电话，以防他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他随后便意识到这种做法有多愚蠢，因为他要接通的是克格勃，正是他们监听电话嘛。于是他脱下外衣，使用了他自己的电话。

接他电话的克格勃值班员对这一套系统同样在行。在位于莫斯科环形大道上的克格勃新大楼里，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首先叫通了他上司的秘书，要求在十五分钟后紧急约见。他谨慎地避免和上司本人直接说话。他挂掉了十几个打进来的乱鬨鬨的电话，吩咐秘书们和传讯的人们急匆匆地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取来备忘录并凑集檔案。可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日常事务。可巧，中东政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日程已经在头一天列印，此时正在复印机的流程中。他把会议日程取了回来，在其上端加了一句话：“埃及武器库的最新进展专项报告。”后面是加在括号里的他自己的姓名。然后他要求把新的日程复印，但头一天的日期仍然保留，并于当天下午由专人分发到各有关部门。

之后，当他确信半个莫斯科都会知晓与这条消息有关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人的时候，他这才去见他的上司。

就在那一天，还传来了一条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消息。作为埃及情报机构和克格勃之间日常交换情报的一部分，开罗发来了一份通告，说是一名叫作纳特·狄克斯坦的以色列间谍已经在卢森堡被发现，现正处于监视之下。由于当时的环境，该报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克格勃里只有一个人回味着这两条消息之间微妙的可疑之处。

他的姓名叫大卫·罗斯托夫。

大卫·罗斯托夫的父亲原是一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由于缺乏关係，尤其是与秘密机构的联繫，而使前程受阻。他儿子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形成了他这一生做出一切决策的特征——刀枪不入的理性。他加入了当时叫作人民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克格勃前身。

他在去牛津就读时，就已经是一名间谍了。当时苏联人刚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史达林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尚未弄清，在那个理想的时代，英国各名牌大学纷纷向苏联情报机构敞开了大门。罗斯托夫成功地挑选了两三个优胜者，其中一个直到1968年还在从伦敦发出秘密情报。纳特·狄克斯坦是他未能成功发展的人选。

在罗斯托夫的记忆中，年轻的狄克斯坦当时可以算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的秉性适合做间谍。他内敛、专注，不肯轻易相信人。他还很有头脑。罗斯托夫仍然记得，在河畔的绿白相间的住宅里，同他、同阿什福德教授和亚斯夫·哈桑辩论过中东问题。罗斯托夫也还记得他与狄克斯坦之间对弈的那一场苦战。

不过，在他看来，狄克斯坦毫无理想主义色彩。他没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