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是做不下去，他劝祝永达不要跟着起鬨，看看动向再表态。祝永达说：“看啥动向？生产队早该解散了。那时候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是想叫贫下中农富起来。搞了那么些年，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也没富起来，大家都没粮吃，大家都饿肚子，生产队有啥好处？”吕桂香将饭端来了，父子俩都没有动筷子，他们说不到一搭儿去。祝永达是读过历史的，谭嗣同以血示众，就是为了实施变革，近代史记录得清清楚楚。解放后，庄稼人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叫大家走正道儿，一些人却不走。不是走正道儿费力气，而是大家把歪道儿当做正道儿走。这些道理，祝永达没法给父亲说，父亲按他做人的规范要求儿子。祝义和将面碗端在手里，用筷子搅了搅，又放下了：“你就没想想，人家把咱的地分了，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搞了十几年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把大家拢住？现在，人家咋能把门打开，叫大家放了羊？”祝永达说：“我想过，人家怕把羊在圈里闷死了。”祝义和说：“大家都放了羊，要田广荣干啥呀？田广荣不把大家攥在手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祝永达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了父亲的对面，带着恳求的口气说：“爹，你想不通，装在心里就行了，不要到会上去说，你一说，就给人家的灶火眼里添上了柴，有些人就等你的话哩。”祝义和说：“不是我想不通。我也知道共产党这么做对着哩。过去了的事，我不能不给你说说，一九六二年，搞‘三自一包’，田广荣看得清，不同意。当时的大队长是田兴国，他站出来要搞，结果就把地包了一些到了农户，结果呢，上面说是走资本主义，田兴国丢了大队长不说，还被批判了几场。”祝永达说：“这一次和一九六二年不一样，不是搞‘三自一包’。”祝义和说：“有啥不一样的？共产党搞了那么多运动，我都经见过。啥事喊得越凶，越没好结果。”其实，祝永达也说不出来不一样的道理，他只是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吕桂香走进来一看，这父子俩还没吃饭，就说：“饭都凉了，你爷俩还争啥？这是大家的事，不是咱一家的事。”祝永达端着饭碗出了房间。他蹲在他栽的那棵泡桐树下去吃饭。那棵泡桐树有碗口那么粗了，祝永达的身子靠住它，觉得稳稳当当的。
刚吃毕饭，生产队里的钟响了。田水祥在街道上吆喝：“到饲养室开会！”他的嗓音像他一样干瘦干瘦的。
三队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饲养室脚地）。十几头牛卧在圈里，一边回糙，一边盯着这些庄稼人。它们毫无顾忌，或者站起来尿尿，或者卧着屙屎。牲口味儿屎尿味儿以及糙料味儿将饲养室的空气调和得很复杂。庄稼人嗅惯了这些味儿，觉得很亲切很亲近。婆娘们来得早，坐在脚地中央，她们手里都拿着针线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利用开会做针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男人们靠着两边的牲口槽而蹲，有的干脆就坐在木槽边，一条腿支在脚地，一条腿曲上去，准备打瞌睡。人还没到齐，自然就先用閒话开了场。尤其是婆娘们，她们手不閒，嘴也不休，似乎嘴閒了，手里的针线活儿就做不细。话题是从六队一个叫女女的媳妇生娃引起的。这个女女，成数不够，傻乎乎的。女女的男人也是差一窍的二锤子货。可是，就这两口，却生了一个男孩儿，这是一些生了一胎又一胎女孩儿的女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赵烈梅先开了口：“那瓜，×还能得很，一生就生了个儿子。”坐在赵烈梅旁边的年轻女人，嘴唇特厚，眼睛特小，她是祝拴奎的媳妇，叫香香。香香用胳膊推了推赵烈梅，未开言，厚嘴唇里先送出了薄薄的笑：“二嫂呀，你说，她瓜不兮兮的，咋会知道干那事呢？”赵烈梅说：“看你问那话？连猪狗都知道一个向一个身上趴，她好坏是人，还用得着谁给去教？”田根根的媳妇二花也凑上来说：“男人和那瓜干那事，那瓜受活不受活？”赵烈梅笑了：“你用洋火掏掏耳朵试一试，耳朵受活不受活？是人，都差不多。”二花说：“怪道人常说，烧锅要烧豆秆，日人要日碎汉。不要看她汉子碎，男人就爱那万货。”靠住木槽站着的田水祥朝说閒话的婆娘伙看了看，粗话出口了：“我说你们婆娘伙，凑到一块儿再没说的啥了，不是烧锅做饭，就是日×生娃。咱说正事吧。”二花那吊梢眼一张，口和田水祥一样粗：“啥是正事？日×生娃就是正事。”田水祥说：“你看你那嘴，比你的×还敞。”二花一听，生气了：“我的×敞不敞，你见来没有？”赵烈梅赶紧出来打圆场，她给田水祥说：“你不要羞你烂先人了，有啥事就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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