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六轻局招待所的小客房里了。
一天的工作从傍晚开始。
昏昏沉沉的夜幕从这个城市的上空拉下来之后，离火车站很近的小客店就忙碌了，下了火车的小商小贩、无业游民和进城来找工作的农民们来光顾这个小客店了，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乱七八糟的各色衣服，小姐小姐地吆喝着。马秀萍和另外一个姑娘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不停地转动：急急忙忙地去开房间的门，跑前跑后地打水提水。连续几个晚上，马秀萍不能睡一个好觉，有时候，刚躺下，眼睛还没有闭实，就有人来了，她即刻起来招呼客人，一直折腾到天大亮方才罢休。这样的日子过惯了倒不觉得累，一旦閒下来，漫长的时光像死皮赖脸的小流氓一样不好打发。
马秀萍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女主管没有设防，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年轻女人很可爱。她的可爱挂在她那双层下巴上，挂在她那颠颠晃晃的把衣服撑得老高的肥大的辱房上。她操一口地道的河南腔，话一出口，仿佛一把扇子扇过来，把很重的鼻音从耳旁扇了过去，她的话听惯了只是觉得那宽宽的嗓音被她的嘴巴扩张得很厚很厚，但不沉重。女主管的丈夫偶尔来一次招待所，他比秋后的高粱秆还要瘦，按在肩头上的衣服好像挂在一个木製的衣服架子上。他趿着拖鞋，样子散漫无羁，看人时眼睛一鼓一鼓的仿佛用一个秤砣向对方身上砸，马秀萍只一瞥，未免有点紧张。因为他太瘦了，巴掌扇过来的风也可以把他吹走，因此，她倒不觉得威胁。
有一天晚上，马秀萍从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住的房间前面经过时，听见两个人在黑暗中嘀咕什么，她稍一驻足，逮住了她的名字马秀萍。显然是这两个人在谈论她，这不能不引起她的警惕，她屏住气细听，似乎听见女主管说出的一个叫河南巩县的地名，女主管的丈夫说出的是钱的数目：五千元。她轻手轻脚地向前走了两步，蹲在窗口底下谛听，她再也没有听见什么，只听见昏睡的夜晚十分宁静，只听见那宁静中包藏着神秘莫测。这空洞的宁静使她害怕。她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几个词组串在一起想了想，一经排列组合的词组仿佛冒烟的干柴，她从中嗅出的是呛人的味儿，这味儿究竟叫什么，她无法命名。
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她以为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使她既担心又侥倖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偷偷地去观察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从这两个人的面部她读到的是已经稔熟得如同钉子一样钉死的表情，她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多险恶。生活的表象平静而安详，她的内心却紧张不安，她觉得她所处的小旅店和她的那个家一样时时刻刻存在着使她心烦、心虚、心悸、心寒的因素，她随时准备逃走。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该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转眼间天就冷了。
在漫长而枯燥的冬日里，客人少了，活儿少了，她就抱着从书店买来的几本小说打发时光，这些书籍中的故事渐渐地稀疏了她的紧张和不安，常常引发起对往昔的一段回忆。有些记忆，清晰可辨，犹在眼前，使她嚮往，祝永达便是从她的记忆里一点一点浮上来的。对于她十四岁之前的祝永达，也就是说，她第一次在松树底下碰见的祝永达，她的印象很单薄，似乎祝永达从她十四岁那年才朝她走来的，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难以抹掉了。她带着在心中烙印的祝永达走出了凤山县走进了省城。她想起了她第二次和第三次在松树下遇到的祝永达，一次比一次清晰，他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她一想起祝永达心里就激动，就想和他说说话。最理想的境况是：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在恬静安详的田野里，她和祝永达走在田间小路上，她给他诉说，诉说她的童年和少年，诉说她渴望和他在一起的激动，诉说她在梦中梦见他的情景。她还梳理不出来这样的情感是不是叫爱情，但她知道，这情感十分真挚，有些分量，深藏在她心里的最深处，谁也拎不走。她趴在床上想给祝永达写信，但写了几次开头，她都撕了。她该叫他什么呢？按母亲的说法，她要叫他永达叔，可她不能接受这辈分了。不是她觉得她长大了就不该叫他叔叔了，而是她觉得，他就不是她的叔叔，他应该是一个哥哥才对。他是她心中最理想的哥哥，是可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的哥哥，是可以给他说心里话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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