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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负惭抱憾的是，我对围绕着曹雪芹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并无任何知识，因为这隻靠"查"史书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专门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没有能力去作。同样，围绕着《红楼梦》的那一时代的通俗文学（小说、剧本、民歌俗曲……）的情况，也是基本无知。因此，我无力在这一方面进行"鸟瞰"，并加介绍，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历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后的二十八年，干隆作成他的《御製十全（武功）记》，而此记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莲教也就正式起来了.

"干隆盛世"，是看似极盛而潜伏着"有变"的危机的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种时代的征兆气机，敏感的伟大文学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三大清朝局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註：这是按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的说法而讲的。参看书末补註。），浙人汪景祺以所着《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文"讥讪圣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斩，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期（鸡）服亲的兄弟侄儿等，俱发遣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属），五服以内的族人，俱革职交地方监管。又次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典试江西，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註：这本来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成语，但是《大学》里引用过，所以只要读"四书"的都能知道。），竟被解释是取"雍正"二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记二本，多有直议时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的罪名，革职拿问，瘐死狱中，还要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扫数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陈人吕留良所评选、着作的诗文日记中被指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註：彼时用"封建"这个词，意指周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即用以隐寓反对清代的集权专制统治的意思。至于"夷夏之防"，则以夷指满族，夏指汉族，这是当时的汉族士大夫的大汉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思想表现。）等思想，并讪议时政，父子皆剖棺剉尸枭示，孙儿一辈发往宁古塔为奴，牵连者都获重罪。同时，革职遣戍的工部主事陆生柟因着《通鑑论》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而"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即在军前正法；革职遣戍的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的话，指为"讪谤"，亦几乎被军前正法（后赦回罚充苦差）。雍正并"御製"《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教化"官民人等。

从这以后，终干隆一朝，文字之祸，几乎不断，真是更仆难数，一字违碍，即兴大狱，挫戮惨酷，自古所未有。干隆六年，下采访遗书之令，这是后来计划编集《四库全书》--实际是要对所有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量加以抽毁、篡改的文化阴谋--的滥觞。就是说，清朝不但用武力来镇压反抗、统治全国，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治"方面来箝制思想、消弭人们的"反侧"之心。

康熙留给雍正的国库，据说存银只有八百万两，经过雍正十余年的整顿，积至六千余万两，但军费耗去大半；到干隆即位，国库还存二千四百万两。干隆时候，国库岁入三千余万两。而干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光是每年治河费一项，就要耗几百万两。但是这种有数字的开支还不能和没数字的销费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处的宫殿园林的修造铺设。历史家说："康、雍之世，库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干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盖皆为军兴所耗矣。--此所耗者府库之财，尚未若民财之消耗也：南巡、营建二者，最耗民力"（註：语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册225页。关于南巡，参看书后附录。）这是极正确的论断。其次，当时的官僚贪赃欺蔽的风气，已达到骇人的地步。可以看看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所纪二事：一，"方御史钱澧之特纠国（按指国泰，山东巡抚）及山东亏缺库项也，上心动，特命亲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驰往勘实；其弟国霖觇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驰抵济南。国仓皇丧魄，时署中积金实无数，因乘夜运入司库及运司首府首县各库，以补缺项。然存金尚累累，公廨后有珍珠泉，深丈许，遂异至泉侧沉之。后抚臣明兴浚池，尚得金数十万（两），盖国黩贿如此。"二，"项君，故浙江巡抚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忧，拥妻妾，居会垣，并日事讌会，为人所发。王亦知罪且不测，而积重资至多，因阖门，如幕客散给之，数或三万、五万不等，属曰：'若无事，归我半。事不测，则诸君尽留之，'"则可见一斑。干隆所宠爱的权相和珅，到抄家时，其财产后人估计可达八万万两之多！"八万万两"的估计是否正确，无从详核，但可以参看焦循《忆书》所记的一段话："吴县石远梅，以贩珠为业，一小匣，锦囊缊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十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争买之，唯恐不得。余尝以问远梅，曰：'所以献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