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新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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