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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载，天宝八年（749）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吐蕃只以数百人守之，唐士卒死者数万。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杜甫晚年作诗追忆往事，曾说：「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哥舒翰、杨国忠等人，报喜不报忧，献捷而掩败，驱使百万之众，攻打一城，以数万人的生命，换取弹丸土地。只因「武皇开边意未已」，致使「边庭流血成海水」。在「非战」还是「尚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实际的问题：君王个人的慾念、虚荣，和广大百姓的生命、利益，究竟哪个更重要？亿万生灵，难道只是君王的工具，还有没有其独立的人格？以数万生命，攻取一个城堡，是否值得？除了让君王一时高兴，于国何利？于民何利？「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李华《弔古战场文》）只要同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必然也会同意他另外两句话：「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闢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天宝年间，正是唐代边塞诗最兴盛的时期，其代表作家高适，当杜甫作《兵车行》之时，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书记，杜甫曾赠高适诗，里面颇含讽劝之意：「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诸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在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虽然也写了征戍之苦，但往往只限于相思离别、环境险恶上面，缺乏像杜甫那样的勇气和识见，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诗那样的深度和力度。

最后该提一下的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儘管当时百姓的困苦比天宝年间更甚，但杜甫还是坚决主张平息叛乱。可见杜甫「非战」，只是反对对外侵略战争，反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残杀，并非对战争一概持否定的态度。

曲江春游

众所周知，开元年间是唐王朝的极盛时期。与此同时，玄宗的骄侈之心开始恶性膨胀，不愿再问政事，唯以声色自娱。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去世，儘管后宫有数千美人，竟没有一个合他的心意，为此一直怏怏不乐。有人向玄宗推荐寿王（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生）妃杨玉环。开元二十八年，玄宗在华清宫召见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天宝四年（745），为寿王另聘王妃，同时册封杨玉环为贵妃。杨妃姿质丰艷，光彩动人，擅长歌舞，通晓音律，而且智算过人，善于迎合旨趣。玄宗得到杨妃后，喜出望外，情欢意合，恩宠备至。所谓「承欢侍宴无閒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白居易《长恨歌》）。杨氏权倾天下，富埒皇室，自开元以来，富贵荣华，未有能及之者，以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

天宝十二年（753）春，杜甫目睹杨氏姊妹在上巳节（古代民俗在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采兰，以驱除不祥，称为修禊）去曲江游春宴饮的景状，写了《丽人行》。清人蒋弱六有几句话，对这首诗作了极其形象和简洁的概括：「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显出罗剎相，真可笑可畏。」（杨伦《杜诗镜铨》引）

题为「丽人」，当然离不开对「美人相」的描写。「态浓意远」、「肌理细腻」、「绣罗衣裳」、「珠压腰衱」，诗的前面几句，从丰神、体貌、服饰等各个方面进行渲染。不过，这首诗并非为丽人而作，对杨氏姊妹的艷丽，诗人根本就没有讚赏之心，故虽然铺陈其词，刻划尽致，但也只是沿袭古来美人诗文中的滥调，层层敷色，雕绘香艷而已，神情索然，毫无生气。相比之下，后面描写「富贵相」要成功得多。

儘管皇恩深厚，宠赐优渥，眼前八珍陈列，味穷水陆，但那些什么都已吃腻的达官贵人，却「犀箸厌饫久未下」，致使「鸾刀缕切空纷纶」。「箫鼓哀吟」，声乐何其盛；「宾从杂沓」，趋附者何其多。仇兆鰲释「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这两句诗：「秦、虢（杨妃的姊姊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前行，国忠（杨妃的堂兄）殿后。鞍马逡巡，见拥护填街，按辔徐行之象；当轩下马，见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声势又何其煊赫！形容一时富贵豪奢之状，己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

传说「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侍王母旁」（《汉武故事》）。后来常以青鸟比喻传递男女私情的信使。又《梁书?杨华传》载：「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