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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诗详註》引）。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通鑑?唐纪》）。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遣忧》）。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仆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因仆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只因无视前车之覆，不思自振，致治无术，祸乱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继玄宗、代宗之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离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登楼

登楼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出自《诗经》毛《传》中的一句老话。但后来文人学士登高作赋，却大多抒写其怀才不遇的怨思。东汉末年，王粲因西京长安骚乱，南至荆州依附刘表，但不被重视。在荆州期间，他曾登麦城（旧址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城头，写了一篇着名的《登楼赋》，从中抒写了对战乱不休的优思，希望能在太平之日，凭藉帝王的力量，干一番事业。

代宗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原在阆州（今四川阆中）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马上回到成都草堂。在一个暮春，诗人登楼凭眺，目极千里，俯视江流，仰观山色，念天下多难，战乱频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作了一首《登楼》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春满大地，楼前花开，原是可喜可悦之事，但诗人反觉繁花撩愁，触目伤心，似乎有悖情理。首句突兀奇崛，令人错愕，以激越之声，笼罩全篇。这和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是同一「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表现手法，而语更警拔。如果将前二句掉转，换成「万方多难此登临，花近高楼伤客心」，辞意就很明白，只是神味索然，已成平调。颔联言锦江春色与天地俱来，玉垒浮云与古今俱变，指天顾地，气象雄伟，俯仰弘阔，壮丽非常，天地的高迥、时代的变迁，尽见于此，为前人称颂不已的名句。清代学者纪昀评这首诗，赞道：「何等气象，何等寄託！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瀛奎律髓汇评》引）

在杜甫作诗前不久，即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奔，全赖郭子仪收復京城，君臣返驾，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朝廷不改」；同年十二月，吐蕃又攻陷松、维、保三州，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寇盗相侵」。但「终不改」，只是幸而不改而已，实际上当时唐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莫相侵」，只是希望其不要侵犯而已，实际上吐蕃随时都有侵犯的可能，句中含有无限的感慨。清人申涵光称这两句诗可抵一篇班彪的《王命论》。尾联忽然牵入蜀汉后主，并非率尔之言。在这万方多难之时，诗人追究其原因，看到肃宗、代宗信任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使得唐王朝灾祸接踵而至，与后主宠爱宦官黄皓致使蜀汉不振有相似之处，于是假吟咏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