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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母亲来说，最高的法律是一个人的良知。她常说：「原则上，我并不看重法律。」她会说一条法律或许有某些好处，但是另一条就可能全无好处，一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她知道某些法律能为某些人效劳，却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对少数人有好处，而伤害了多数人。这份理解来自她内心。她一向按照原则行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去做她自认正确的事。我弟弟恩立克十九岁时，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征召去西班牙军队服役。他去找母亲，我也在场，那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孩子，」她告诉恩立克，「你不必去杀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杀害你。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走吧……离开这个国家。」于是恩立克逃离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么儿，母亲特别怜爱他，而一别之后，她十一年都没有见到他。一直等到那些违反征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不要打仗。」这世界上将不会有战争。

当母亲要我弟弟恩立克离开时，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只是单纯地救她儿子一命，还在于做正确的事。还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发生霍乱。那是场可怕的灾难。这一刻你还看见某人正常地走路、说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那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本德雷尔也有许多人死去，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死了。那时我们住在圣萨尔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约十八岁，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尔。他会去死于霍乱的人家里，在夜里把尸体送往墓地。「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他说。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当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从不曾为此说过一句话，叫他别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说过。在我母亲心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不论大事小事，她总是直截了当。

她也不在乎那些琐碎的规定。我年轻时办过许多演奏会，有好几个银行帐户，其中一个在巴塞隆纳。我习惯把存款凭证交给母亲，她会替我收起来。有一次，银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们给我的一张凭证，我告诉母亲，她便去找，可是没找到。

我跟她说：「亲爱的母亲，他们想要看那张凭证。」

「为什么要看？」她问。

我说：「因为那是规定。」

「规定？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钱是你的吗？」

「他们知道。」

「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给他们凭证。他们知道那钱是你的。你就这样告诉他们。」

我通知银行，说我找不到那张凭证，他们说没有关係，请我忘了这件事。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母亲说，「你看，并没有必要给他们那张凭证。」

她认为流于形式的严格规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这样看待。

年幼时，父亲对我说：「卡萨尔斯，等你长大了，你会看见能飞的机器。记住我的话，这事一定会发生。」如今，这似乎一点也不稀奇，喷气式飞机从我家屋子上空飞过，比音速还快，虽然它们发出的声音真够人受的！小孩子则相信自己理所当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时，汽车都尚未发明。我父亲想像力极为丰富，喜欢追根究底，音乐是他的最爱，不过也只是他的众多兴趣之一。他着迷物理学，对科学上的发现尤其感兴趣。他出生于巴塞隆纳，成年后的岁月全都在本德雷尔度过，他没有钱去旅行，但他设法拿到外国的期刊，特别是法国期刊，关注科学上的最新发展。他双手灵巧，我觉得他几乎什么东西都能造出来。在我们家里他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那房间总是锁着，而他往往会在里面待上好几个小时。他用木头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是个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他甚至还用木头做了一座时钟，这座钟还在我圣萨尔瓦多的家里，虽然自从我三十年前开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见它。他做事非常仔细，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严重的哮喘，但是从来不抱怨。他个性安静温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大声说话。他还具有强烈的信念，是个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在加泰隆尼亚爆发 「卡洛斯战争」期间，他甚至为了共和体制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险。那是在他与我母亲结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坚定地维护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权。

父亲的生活以音乐为中心。假如他接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是他满足于在本德雷尔担任教堂的管风琴手，教授弹奏钢琴和歌唱，满足于谱谱曲子。他在村子里组了一个小型合唱团，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了，而这个乐团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时会为村中的庆典和舞蹈演奏音乐，当他这么做时，他会整个人都投入进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标，而且他一点儿也不自负。

我年幼时，父亲就看出我有音乐天分，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音乐家，他觉得他儿子成为音乐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从不会说：「噢，我儿子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或是类似的话。他觉得我在小小年纪就能演奏和作曲没有什么不寻常，对他来说，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我母亲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她也不会谈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应该竭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