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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此项计划究竟是谁制定的，它却象炸弹一样震动了三军。三军部长和参谋长是在此计划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前三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的。计划的期限是从1959年到1961年，准备通过裁减兵员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的办法，把每年的国防预算保持在380亿美元左右，具体说来，武装部队的总兵力从1959年的250万人削减到1961年的220万人。陆军人员裁减得特别多，在三年内将从90万人减到70万人，从15个师减到11个师。

我和陆军部长布鲁克是在7月22日武装部队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计划。我们认为，这是威尔逊‐雷德福领导集团为了使国家战略更深地体现“大规模报復”政策而作的努力，因此我们准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看法，我认为裁减兵员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苏联的威胁有增无减、如果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裁减兵员，就不可能维持我国海外的驻军和履行我国对欧洲和远东协国承担的义务。经过上述冷静的思考，我就准备了我那部分批驳国防部计划的发言。因此，7月25日，由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成为大辩论的场所。朗戴尔准将代表国防部长提出了计划，用各种图表说明计划期间我国武装部队的发展趋势。他发言后，主席请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表示意见，陆军以老大哥身分首先发言。我的发言曾与陆军部长布鲁克的发言取得协调，对削减三军，特别是陆军的兵员和战斗部队的计划表示深切的忧虑。按照威尔逊的计划，裁减兵员所节省下来的预算应进一步投资于在原子大战中才使用的重型的昂贵的装备。这就使得不仅在大战中，而且在不能使用大型武器的较小规模的战争中所需要的部队，不能进行极有效的现代化建设。一般都认为，未来军事挑战的可能性是：最可能的是冷战，其次是大战以外的军事衝突，最后才是大战。而在这个时候更加强调作好全面核战争的准备，看来是特别不适当的。

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计划忽视了对上述可能性的估计，把重点放在如何满足大规模原子战争的需要上，而未提供迅速而决定性地应付小规模武装侵略的工具。这些侵略如果不迅速制止，就会导致我们首先想竭力防止的毁灭性的核战争。我最后说：很明显，地面部队的兵力不断下降的趋势，就会导致最后放弃前沿战略，并破坏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同时，我们将进一步丧失迅速而有效地对付最可能的战争样式——有限战争——的能力，并将冒险让我们的事业遭到损害或者在无意中招致全面战争。

三军代表发言后，国防部长威尔逊对于他的幕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迹象显然感到不快。他承认他的计划对陆军特别不利，但是又说这个计划是以已被承认的“最大限度地发展空军、最小限度地发展步兵”的政策作为依据的。如果这不是美国的军事政策，那么他就承认他的计划是没有根据的。

我等待会议桌上的其他人对国防部长的发言提出异议，但是没有人起来反驳国防部长的发言，大家似乎默认这是一篇关于美国正在奉行的战略的通俗而正确的声明。雷德福海军上将插嘴说，这个计划只是“新面貌”计划的一个逻辑的发展——这倒确实如此。然后会议转入讨论国家能否负担380亿美元的预算。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会议没有研究国防计划的战略背景的基本正确性。

整个计划从未被明确地通过或否决，但它仍是国防部追求的目标，而且是赖以编造1959年度预算的出发点。陆军应按1958财政年度末为90万人、1959财政年度末为85万人的数字制定计划。和以前不同，这次是根据支出而不是根据任务给予三军以拨款限制的。这个变化要求三军实行一项新的记帐制度。次年，这项新制度就开始严格地限制各军种有效地使用各自的款项。从预算局的观点来看，规定开支限额的好处是可以不动用国库现金储备，因为没有为这方面做准备。但是，儘管规定了开支限额和发布了限制性的指示，当陆军于11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预算要求时，陆军部长布鲁克和我都认为陆军需要15个师、925,000人，而不是威尔逊指示中所提出的13个师、850,000人。与此同时，我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意外的、虽然是暂时的帮助。

正如1956年秋季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使我们保持了三军的力量一样，1957年10月，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使我们有理由保持我们的人员数量并取得更多的拨款。但是，既然人造卫星主要证明了苏联在重型飞弹方面的进步，因此它就主要为海军和空军的战略运载部队带来了更多的拨款。1957年11月11日，国防部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一份1959年度的基本预算中未规定的优先发展项目的名单，并为这些项目提出增拨的款项。1957年11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提出一分总值约为15亿美元的名单。大多数项目是有利于远程飞弹计划、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反潜战部队的——，简而言之，是有利于打原子大战部队的。作为一个例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拨给陆军362,000,000美元，使它能够保持一支90万人的部队并实现有限度的现代化。这是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