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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中也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原子武器减少了对人员的需要，因此可以放心地裁减军事机构内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从陆军方面来看，这种说法纯属荒谬。因为原子武器的使用，固然可以减少前方的兵力，但是现代武器的复杂构造，也要求增加后方的受过训练的人员，以负责维修的工作。由于原子武器进攻的威胁所引起的军事设施的分散，造成了对新的人员的需要。最后，由于考虑到在原子战争中可能造成的人员的伤亡，就有理由要求无限制地补充有训练的人员。因此，说句公正的话，原子武器使用的结果使人员的总的需要量有增无减。但在地区上，却应重新加以调整。

应当提出的另一个谬论是：良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种说法通常成为牺牲大陆防空、增加战略空军经费的正当理由。然而，它完全违背了运动员都熟知的事实：在任何比赛中，得胜的一方的攻守力量必须平衡。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华盛顿参议员在“美国联赛”中跑本垒的次数最多，但联赛中的名次却落在最后。可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联赛中，美国即使得第二名，也是不行的。

上面的例子清楚说明了在我们国防计划中所必须清除的一种糊涂思想。此后，就可以在国防部内推行一些重大的改革，以利于新的军事计划的顺利实现。目前提出这种改革的建议，看来似乎不是时候，因为国防部大概已于1958年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但事实是，当时所作的改革只是表面的，并没有触及那些危害该组织的根本弱点。

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体制的第六章中，我已经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处理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时，具有任何委员会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只要时间允许，而且并不一定要取得一致的看法时，参谋长们可以，而且也确实对政策问题进行了有益和慎重的考虑。但是，他们无力处理一些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作战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等待具有军事会议特征的辩论会得到结果后才加以解决的。

我所建议的在体制上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明确地区分成可以由个人负责和必需由集体负责的两个部分。此后，我想解散目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单一的国防参谋长和一个暂称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新的咨询机构。军种参谋长将失去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资格，而回到他们各自的军种中去，作为各军部的参谋长。新设立的国防参谋长将担任联合参谋部的主席（我说的是联合参谋部，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有两位副参谋长作为他的副手。他们应当分别属于国防参谋长所属军种以外的两个军种。国防参谋长的军衔为四星或五星上将，是美国政府中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汇报的最高军官。他是公开的、合法的参谋长，负有与他职位相称的职责。

最高军事委员会由陆、海、空军的三位四星上将组成，以备国防部长、总统和国会咨询。他们必须是已退休的军官或者是服最后一期现役的军官。他们的名字将不列入各军种的名册中。

最高军事委员会没有常设主席，而由每个成员每月轮流执行主席的职权。委员会考虑国防部长、总统和国会提出的问题，并且根据问题的性质，作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回答。委员会可以以整体的名义，也可以由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对任何相当的军事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包括对国防参谋长的行动提出看法。委员会可以要求政府中的任何军官提供情况或出席作证。委员会下设一个小型的秘书处，协助工作，但主要将依靠现有的机构进行活动。

上面已经提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应成为国会的合法咨询机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我看到国会有必要在军事上听取负责的意见。这种新的地位将使最高军事委员会有可能脱离政府的体制，而成为介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一个机构。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地位可能会遭到一些有法律观念的人的反对。但是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实现目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所没有满足的要求。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能区分为委员会式的职能和作战职能，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履行这些职能的责任之后，看来我们就可以克服目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缺点。

这是朝着承认这样的事实迈开了一步，即：在弹道飞弹时代里，委员会是无法管理司令部的。采用经过改革后的制度，就使我们在战争爆发时，有很大的求生的可能。而现行的负责指挥现代化战斗的委员会制度，则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小时或几天内，就会瓦解。

关于为了推行“灵活反应”的军事计划而必须在国防部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作出的改革，就谈到这里。为了贯彻按作战职能编造预算的方法和调整国防参谋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与国防部其他部门的相互关係，也必需在其他方面作出改革。但在本书中，就无需详细说明这些问题了。

执行这项军事计划，还必须承认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全国人民对我国安全的态度，需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必须设法向人民说明，约从1961年开始，我国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除非我们能在目前采取果断的措施，否则，以后的几年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将严重地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转变。其中必须采取的某些措施，在前面讨论当前必须立即执行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