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衝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誌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製；“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製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讹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製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辑·讹“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讹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託製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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