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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帝国主义”并非只有一个德性。同一个“帝国主义”，不同的历史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胃口。遭其凌辱，铭记于心，“义愤”固所难免，但“认识”帝国主义并学会与它们打交道的课题也是不该被忽略的吧！

聚焦圆明园，借着那场玉石皆焚的大火，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隐匿了的中国与外国的鬼影魅形。

一、叶名琛“惹火烧国”

数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洗耳恭听历史教员的爱国倾诉：一条“亚罗号”船，一个“马赖”神父，作为导火线，引燃了英、法两国对中国的入侵，烧我圆明园，割地又赔款……

当“历史”仅仅被界定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此消彼长的相互较量时，这么说言之成理；何况，历史陈述是有“立场”的，将历史当做“爱国主义教材”亦天经地义。

问题就出在“立场”与“爱国主义”上。

因为，一个“立场”只有一个“视点”，固执一点，敌对那方的情况最易成为“盲点”；“爱国”既然至上，“国家错误”又自然易成“忌讳”。中国人写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绕不过上述“盲点”与“忌讳”的误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称呼并不准确，但中国人已经从众认可——为例，入侵者的战争藉口就远远不是一条船、一个神父。

英国人、法国人原来并不想跟中国干一仗。终极目的，他们是要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大发生意财；而贸易是要有相互约束的，签约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英法要签新约，清政府原来许诺要签的，反悔了，不愿意了。你不签，我就打；挨了揍，赔了款，“约”还是签了，这就是当年历史的梗概。

后时性的历史评判，谴责英法诸列强为“蛮横”、为“侵略”、为“流氓寻衅”，这都是有凭有据的。但所有的谴责者都无暇于自我反思，不，其实不是“自我”，而是为“清政府”，为当时的“中国”做一点反思。

谁如果“反思”了，谁就会发现清政府确确犯了一个“国家错误”，正是这个“国家错误”授人以柄，诱发了侵略，鼓舞了侵略，甚至成全了侵略。重申本书前文的结论，即“错误就要挨打”。

让我们从当时清王朝最优秀的官吏叶名琛说起。说“优秀”，叶名琛真的“优秀”。惟其“优秀”，他才仕途坦荡，职务飙升，终于爬到了全权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重要岗位。其时，清王朝尚无“外交部”（准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叶名琛被俘三年之后的1861年１月才宣告成立），一切外交事宜俱委“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署理，而这位“钦差”，例由“两广总督”兼任。

且看叶名琛的升迁史。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出为陕西兴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调江西盐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云南按察使，是年底晋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忧去职。道光二十六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广东巡抚。这一年叶名琛四十岁。从翰林院编修的“正七品”閒职，到一省封疆大吏的巡抚（从二品），叶名琛用十年时间（还包括丁忧守制的27个月）连升九级台阶，不为不速，不为不顺。②

历史在后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帮助将要登场的演员涂脂抹粉，冠带一新，就是为了让他演好自己的角色。“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言信矣！

当上巡抚的第二年，即1849年4月，叶名琛就有了一次显示他天朝大吏气度的机会，这便是与总督徐广缙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督抚同心，绅民一意，又有“民团”十万人闻讯集结，英国人权衡利弊，放弃了4月入城的计划。事定，广缙以疏闻。道光皇帝龙颜大悦，他认为徐、叶二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③ 于是一高兴赐封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胜利”，不但被“夸大”了，而且“定性”错误。

所谓“不战而胜”，“不战”是真的，“胜”则未必。因为英国人（非军事人员的商人）只是想“践约”入城，“约”是《南京条约》或对该“约”的官方解释，“城”是“五口”通商之“口”的广州。既开了“五口”通商，允许通商者进入“五口”，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存在歧义，签约后英国人能否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这一“口”，双方理解不一。

关于英国人入“城”的规定，《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这样表述：“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④ 对此中方作了如下理解：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该条约的英文本直译则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人，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