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摺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辑·讹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復”。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髮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髮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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