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恆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端郡王载漪许以晋升并赏银（70两），命虎神营章京（队长）恩海于哈德门大街拦路击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五月二十四日晚，义和团与武卫军甘军部攻击位于使馆区边缘的奥地利大使馆，这标誌着围攻各国使馆区的开始。当晚武卫军枪杀了正向使馆区逃奔的京师大学堂外籍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次日下午，甘军占领奥地利使馆，并大肆纵火。·辈·辏·讹
强调一句：围攻使馆，戕杀公使，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宣战与否，那只是政府的外交姿态。
扫描第二阶段：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于仪銮殿议守战，连议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慈禧命许景澄等将十一份最后通牒分送各国大使馆，限各国大使馆24小时内将全部人员撤出北京，清廷派兵护行。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宣战诏》，公开对十一个建交国宣战。而在前一天，已下令董福祥部武卫（甘）军及荣禄部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号者数万人”。
——六月初一（6月27日），天津义和团与清军攻击英国使署。
——六月初四（6月30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天津各国租界。
走到这一步，义和团的群众“灭洋”，终于演变为大清国的国家“灭洋”；可以个案处理的民教矛盾，终于升级为不可逆转的国际衝突。一国对八国的战略弱势，一开始便註定了取胜概率微乎其微。但顽固派还在用一厢情愿的昏热，梦幻着义和团的神功显现，以便靠了“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的下凡，让洋人枪炮不燃，让拳民刀枪不入，不费吹灰之力，将各国洋人扫荡净尽。
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瀰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製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辈·輶·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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