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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南集团部队全部安全撤回中国境内。在1个月的作战中，吴忠指挥南集团部队转战越北山区，连克数城，歼灭越军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尾声:回国后，吴忠以豁达、坦然的心境，从容应对长达8年的审查，最终获得了组织的理解和信任。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错误，是执行问题。鑑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予以结论。

30.对越作战的中国战俘

1979年3月16日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的参战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的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能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成了「战俘」。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

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20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繫，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连长、指导员分别是高某某和黄某某）。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檔、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鬆，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

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嘆不已。

越方的广播甚至使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