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末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儘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历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復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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