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对于决定国家的战后命运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后三个拉丁国家同前三个条顿国家一样，那里的共产党人既没有长时期参加战后内阁，也没有试图用不合宪法的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一样，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们在这历来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较之早先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时所扮演的那种既当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显得可怕；何况在这几个拉丁国家中，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总形势肯定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现在这种静待时机的策略的。在这些国家，几个条件促成了共产党人大为走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起作用，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资产阶级不愿作出必要的最起码的让步来使无产阶级相信有可能不经红色革命而实现社会正义。在比利时、法国和义大利，资产阶级一面胆战心惊，深恐性命不保，一面却继续死抱着钱包不放。一些温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国或荷兰的话就会加入工党来谋求实现其目标，但是在法国和义大利，他们往往都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态度认真的左翼政党。拉丁国家战后国内政治中这一不幸的、从长远来看很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同这些国家议会制的历来实施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那里议会制实施得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只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太平日子里也许是例外，那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只有自由党和天主教党两个政党。反之，条顿国家战后在政治上日子比较好过，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去议会制实行得比较成功。条顿族的荷兰和只有一半是条顿族的比利时之间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认为唯有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实质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持这种论点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那末这个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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