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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利是受到联总帮助的第一个而又是主要的前敌国。全会(1944年9月第二届全会)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代表，甚至还有美国和英国代表，起初都不认为义大利提出申请是得当的。首次估算的九千四百八十万美元被削减为五千万美元。但是到了1946年1月，义大利在对德作战中的贡献已经得到肯定，因此到1947年义大利政府接管联总工作时，联总已给予义大利价值四亿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二千美元的物资和劳务，而且“按照吨位计算，联总为义大利确定的救济规划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大的一个”。义大利政府按照联总提供的物资和劳务的外汇成本，相应地建立了一笔里拉基金，用这笔资金来资助另外一些善后救济规划。救济物资中一半以上是食物，四分之一以上是“工业善后”物资，包括煤和液体燃料。为纺织工业提供的原料也同样重要。

另一项专门活动是为义大利难民提供住房，即一般称之为援助无家可归者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维修而不是新建，地点集中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拉齐奥和阿布鲁齐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大区。到1947年春天，该委员会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义大利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些大区的十万零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重新提供了住房。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里拉基金”。

联总在义大利的工作对于重建这个国家，对于恢復有条不紊的环境，对于减轻人们的苦难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而且由于义大利和联总的代表们合作得当，这些成就是在极少发生浪费和侵吞公款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地利的情况也如此，食物也是迫切需要的，因此联总在使人民吃饱(特别是在维也纳和其他城市)以及在使人们振作精神方面，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联总对匈牙利和芬兰的救济规划，其目的不过是进行紧急救济，以救急难。联总派遣团在衣索比亚的活动(1944-1945年和1946-1947年)“集中于开展卫生、福利和农业善后等培训计划方面”；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以及由于人民的落后和多疑，联总的活动并不是卓有成效的。

在远东，联总向菲律宾群岛供应了食物和医疗物资以及衣着；联总的专家也对该群岛进行了一些有用的技术性测量工作。但是菲律宾所迫切需要的救济，大部分直接来自美国。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全会上，朝鲜和台湾作为“已解放的地区”而被列入联总的救济范围。台湾归属在中国的规划内。对朝鲜的救济只有过一个开端，但联总人员未能获准访问接受联总大量物资援助的北韩有关地区，而且，救济物资也不能在两个占领区之间自由移动。联总全会中的苏联代表于1946年12月提交了朝鲜的要求，然而署长由于上述原因予以拒绝。这是在联总范围内因一个重大问题而同苏联代表发生的一次直接衝突。最后，中央委员会于1947年2月作出决定，对朝鲜毋需制订全面的救济规划。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从其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它所从事的事业中规模最大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失败得最惨的。关于全会远东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国署的体制已如前述。中国政府于1944年9月向联总署长申请援助，要求九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和二千二百名外国专家的服务，总署并未同意这样巨大的救济规划，但它最后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价值五亿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美元的物资，其中“工业善后”物资远远超过四分之一，“食物”略超过四分之一，“衣着、纺织品和鞋类”略低于四分之一。整个援助数额差不多是1901年由于义和团运动而向中国索取的赔款数额(即臭名昭着的“义和团赔款”)的两倍。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虽然能够懂得被索取作为罚款的巨额款项的逻辑性，却显然较难领会作为施舍分配给他们的这笔为数更大的款项所体现的精神。这就是联总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悲剧的一面。联总的工作使中国人受益匪浅，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它对于人们的感情以及政治事态的发展却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中国署是在将近1944年底开办的，起初有一支小规模的骨干力量，后来逐步发展，在上海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部，在南京有一个首都联络处，另外还有十五个地区分署和若干直辖办事处。中国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共党产方面也成立了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向共产党区域供应救济物资也许是联总在中国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第二个最大的困难是财政方面引起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所引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处理救济物资也是一个困难。联总在中国的十五个地区分署中只有两个分署(上海和福摩萨)所照料的人口在一千二百万以下。五个地区分署所照料的人口是三千万和三千万以上(杭州、镇江、渖阳、青岛和平津)。因此，中国每一个地区分署的任务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任务。

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升。以1937年1月至6月的批发价格指数为一，则1939年12月上升为二；1940年12月为十一；1941年12月为二十八；1942年12月为五十七；1943年12月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