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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国对外关係发表讲话时，为9月间俄国人的入侵波兰辩解。他说，入侵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由于波兰的瓦解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困境。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标誌着波兰国家的完结——“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本来就是依靠压迫非波兰族居民而存在的”。英法政府为“恢復以前的波兰国家”而“继续目前的战争”是“荒唐可笑的”。

可见，俄国人是反对1921年的俄波边界的，而波兰人则没有忘记五次瓜分(最后一次近在1939年)，因而对俄国人疑虑很深；但是只要作为他们共同敌人的纳粹德国还拿着武器，双方最好还是撇开这样的问题而共同对敌。然而不难预见，随着战局的转变，象这样根深蒂固的分歧必然会再次出现。

继1941年7月30日在伦敦签订俄波条约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博胡斯-希什科将军于8月14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明白地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任命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安德尔斯已着手在那里组织一支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在8月间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指挥的时候，刚从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获释，当时身体很衰弱，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1939年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了八处伤，以及后来在苏联监狱中又受虐待的缘故。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当他努力从当初被押在苏联各处的监狱和劳动营里的大批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时，他受到俄国人的礼遇。安德尔斯得到伦敦波兰政府派驻苏联政府的新任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和由博胡斯-希什科率领的来自伦敦的波兰军事使团的协助。在开始时，波兰人被转移到古比雪夫(萨马拉)，这支军队的最初集中地在附近的布祖卢克。从8月到12月，安德尔斯募集到了好几千名在苏联的波兰人，他们那时被特赦释放后，乘德国人向莫斯科进军的混乱时机，利用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运输工具向着古比雪夫这一总的方向迂迴曲折地移动。虽然很难说这批波兰人的命运比当时俄国人的遭遇坏多少，但在布祖卢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这些新兵在俄国的初冬季节来到这里，都害着病，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经受着风吹雨打。安德尔斯在替他的部队搞装备、食品和御寒服装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一开始，他和科特就同苏联当局在履行特赦和释放波兰公民问题上陷入了一场外交战。据安德尔斯说，在组织这支队伍的初期阶段，波兰人就由于几千名非常需要的军官和军士的失踪而深感不安，这些人从1940年春季起就不知下落。他们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没有得到答覆，他们就更加担忧了。1941年12月，当西科尔斯基从伦敦到达莫斯科进行视察，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德尔斯陪同他去莫斯科，并亲自向史达林陈述了他在设法使劳动营中的波兰人得到释放以参加他的军队，以及在为他的部队获得装备和粮食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由于气候寒冷，安德尔斯还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苏联更南一些的地方。在这次会见中，西科尔斯基建议应该让波兰人转移到中东某个地方去——譬如说波斯，那时波斯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着——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英美的给养并在较暖和的气候中训练。史达林表示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花招，西科尔斯基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愿意建议让这支军队留在苏联，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给养和装备的话。虽然波兰人在失踪的军官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覆，但这次会议在改善波苏关係方面是成功的，史达林似乎极愿意合作，他答应了波兰人大多数的请求。苏方同意增加波兰军的兵力，答应作进一步努力，以使那些被拘留的波兰人获释，并命令红军参谋部的潘菲洛夫将军负责为苏联境内的波兰军提供军粮和装备。会谈于12月4日结束时，史达林和西科尔斯基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保证在对德战争及以后的和平时期中都相互合作。第二条写道，为了执行7月30日的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两国政府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军事上相互全力支援，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共和国武装部队将与苏军并肩打击德国强盗”。

按照史达林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作出的一项决定，这支波兰军队于1942年初从布祖卢克转移到了塔什干附近的扬吉尤尔；同时由科特在12月和1月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波兰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大大扩充了的波兰军队和救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当时在科特的主持下，向那些因特赦而获得自由的波兰人分配了救济物品，这些东西大都是租借法的物资。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苏联境内，任命十九名外交代表和他们的办事人员，以推进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儘管有了这些较为协调的气氛，苏联当局在1941年12月初重新逮捕了几个波兰领袖，包括两名犹太人社会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另有迹象表明在关于前波兰东部领土上非波兰族居民的身分问题上，正在同苏联当局发生一场新的争论。

1942年初，安德尔斯与伦敦的西科尔斯基磋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