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页

由于这封教书是在对俄国发动进攻仅仅四天后发表３６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面对着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危险时，主教们提出的和解建议（拿福音派宗教事务会议来说，它正准备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提出保证，福音派全体教徒在这场反苏斗争中一定忠诚合作）。可是，纳粹党人对于以思想意识方面的妥协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团结并不感觉兴趣。１９４１年６月６日，博尔曼向全体行政长官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并且坚持“凡是会限制或者妨碍元首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协助下所行使的对人民的领导权（Ｖｏｌｋｓｆｕｈｒｕｎｇ）的种种势力”，例如教会，“必须全部消灭”。在这方面，对于宗教信仰无需加以区别，因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抱着敌意”。因此，所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非但没有成为宗教和平的信号，反而标誌着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的开端。以前授予天主教会的特权——例如，为波兰工人（德国统治下人数最多的非日耳曼天主教团体）举行礼拜的权利——立即被撤销，而富尔达会议主席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为这件事一再提出的抗议，却被故意置诸不理。甚至主教们联名写给希特勒的一封抗议书——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同罗马教皇签订的宗教契约——也被置诸脑后。因此，主教们决定通过教书和讲道方式使德国人民注意他们所提出的抗议。

有一时期，主教们对纳粹的种族仇恨学说，以及故意使青年人堕落和杀害病人及精神病人的做法，一直进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３５卷，第７—１３页（０７５－Ｄ）；《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６卷，第１０３５—１０３９页。参阅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７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３２卷，第１０６—１１１页（３２６６－ＰＳ）；《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５卷，第１０３１—１０３６页。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递上的这封联名抗议书的内容披露在进尔次堡主教签署的一封教书中，并于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２日耶稣受难日在各教堂宣读出来。据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说，对这封抗议书“没有一个字的答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３２卷，第１０６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５卷，第１０３１页）。关于抗议书的全文，参阅英国广播公司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２日对德国天主教徒广播的节目。

尖锐的批评。现在，他们开始对纳粹党非宗教性方面的政策——象干涉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和人种试验问题（例如，用“科学育人法以繁殖一国人民”的人种试验）——也进行抨击，人种试验问题在１９４２年的富尔达会议上受到特别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开始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问题公开表示怀疑，指出（在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９日富尔达的联名教书中）凡是违背基督教信条的纯世俗思想，都已３７经暴露出来是错误的道路，已经以痛苦失望而告终，他们还谴责那些“单把自己的国家和人种奉为特殊神明”的人。最后，在１９４４年发表的许多篇四旬斋教书中，他们公开提出疑问：在道义上纳粹党是否有权充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卫士？他们描绘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行为，认为这些全是人类激怒了上帝后的直接报应，同时对那些指望“单靠政治和经济措施去征服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提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固有的邪恶只能用基督精神的内部力量去战胜”；他们还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提防那些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凌辱和兽化”，并使他们“非但没有战胜，反而”沦落“到马克思唯物主义水准”的人，不要让这些人把他们“引入歧途”。

（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

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那次密谋失败以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蛰伏了一个时期，这时又活跃起来，儘管到这时为止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着的成绩。因为虽然在史达林格勒会战期间，有人在保卢斯的帮助或默许下曾企图组织一次起义，但是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两件最值得注意的反抗事件都是同反纳粹的主要团体没有关係的人搞的。一件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９日共产党在慕尼黑市啤酒厂置放炸弹的事件，另一件是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９日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在同一城市内散发传单的事件。还有，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想炸毁希特勒座机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虽然侥倖并没有被人发觉。此外，在１９４３年１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盟国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反对派意气沮丧（反对派的成员后来这样说）。反对派又３８分成各个小派系，这种派系反映了成员们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职业或社会观点，或是反映了他们所赞助的主义或政党。

在军队方面，有一个反纳粹将领的小核心组织，由贝克（前参谋总长）、维茨勒本（他于１９４２年担任西线总司令时退役）、赫普纳（东线的一名将领，１９４２ 年由于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擅自撤退而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奥斯特（谍报局中央情报处主任）所领导。自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的那次密谋失败以后，这些人一直在等待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在战争期间参加进来的人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