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于是分由赫德与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出名，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总署呈递《局外旁观论》与《外国新议略论》，建议兴办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参与其事。时驻京公使经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会，商讨未来对华的应行政策。《局外旁观论》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国均愿以公正态度与中国交涉。文样亦称道他是中国的真实友人，处事和平，知中外大体。赫德总掌海关行政以来，税收激增，总署对他自多好感。威妥玛为最谙悉中国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国新议略沦》系由阿礼国代致，无异作赫德的支援。两人所论，不外内治外交的种种利弊，而归之于急需借法自强。他们首先强调条约关係至大。赫德说：某事当行或不当行，有条约可凭，如不遵照，势必召来战争，而出以强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办、早办。他所重视的为铸银钱、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主张洋商华商合办，明言此为日后外人所必请。其次为允许公使觐见，派遣使臣驻扎各国。威妥玛措词更为激切，等于恫吓。他说："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相保"，如不照行，难免干预，中华将不能一统自主。如决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除遣使、铁路、电线外，并应开采五金、煤炭，所需经费均可借贷，所需人材并可约外人相帮，亦即中外合办。又说："各国代谋诸事，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大益。"阿礼国声称威妥玛系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轻予搁置，总署自不得不加理会。于是又可知所谓新政不尽出诸中国自发，而是外力胁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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