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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倖”。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繫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誌。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迴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

●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