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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大，不好回答。”

“你不想说？”

“不是，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答案。比如刚才那个人所说，你可以不同意，但你无法说他是错的。”

“为什么不能说他是错的？那太堕落了！”

“你评判堕落的标准是社会的。但人对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不能单纯地用社会道德来评判的。你只能说他不符合社会道德，但这不说明他是错的。”

那人藉机又说了两句下流话。

于波带点火气地问：“这样都不算错的，还有正义吗？！”

有礼好一会没回答。于波害怕他生气，想说两句场面话，抹过去。

“算了，反正和我们没关係，当作没看见他就是了。”

这句话和有礼的话一前一后出现：

“我们在说话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词义混淆和概念模糊不清。道德不是判断对错的标准，道德也不代表正义。通常，为了表达对一种行为的反对，我们不去细究，而是将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强加其上。包括很多看起来很有尊严的词——正义、善、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在混淆问题。我们不愿意等着一坛水自然澄净，而宁愿和别的人一起把它搅得更加浑浊，好让自己的观点看起来可以成立。”

于波看了这段话，一身冷汗，他不完全明白有礼的意思，但他感觉到，自己使谈话进行下去的努力是如此肤浅和表面，屏幕把话语凝结其上，仿佛罪证一样。自己的话轻如鸿毛，所以当有礼的认真压上来后，不得不让他感到万分沉重。

“我明白了，但这是不自觉的。”

“正因为不自觉，所以才很难避免，并且所有人习以为常。”

“所有人？也包括你吗？”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真正弄明白词语的意思。”

“我想到了，哲学家维根斯坦也探讨过语言问题，他说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它的用法中。”

“是的，这是一个说法。海德格尔也曾说过，语言就是我们的家。”

于波怕说多了哲学露出破绽，他这个二传手可没勇气面对原版的提问，连忙以攻为守，先抛出一个问题。

“那么说，你觉得用语言交流是无意义的？”

“不。”

“为什么呢？”

“‘我随时准备说服别人，也准备被别人说服。’这才是交流。我不想对交流抱着绝望，这简直是对自己绝望。”

“如果别人不能理解呢？”

“……找一个可以理解的人。”

“如果找不到呢？”

“还是那句话——我不想绝望。我在努力。”

于波心口一热。他想到热闹中的孤独，想到快要爆炸的情感却无法诉说，想到亲如父母却无法互相沟通。是的，我们都无法绝望，我们都尝试着努力。但这最终只能看上帝，以及，缘分。

他突然觉得身体上有某一个部分被有礼同化了，他想继续听有礼说的这些话，这些好象是他自己说出的话。与此同时，他也突然害怕，他害怕再也无法遇上有礼。第一次如此鲜明的，他察觉了网络的冷漠和易变。无须沧海桑田，也许明天，他遍寻网际网路上每一个比特都无法发现有礼了。

他非得要一些线索，让有礼变做一个风筝，而不是随意来去的风……

存了这样的心，于波又开始拟订新的战略。在谈话间隙，小心地刺探有礼的现实情况，又装着好象是好奇、不经意的样子。看着那些圆滑又带着刺探目的的句子，于波觉得自己还蛮有做间谍的天分的。平时他的话并不特别有趣，而且通常习惯实话实说，但在这段交往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只是对那些交谈不上心而已。他总觉得身边的人无法理解他，所以从不深究话语中的意思，能敷衍就敷衍过去，顺着对方附和就好。但对有礼，他不敢这样。他觉得有礼对语言有直觉的敏锐，总害怕自己的目的会被看破，害怕自己的话无法达到有礼的高度。他对一句话翻来覆去的钻研程度，比他的专业课还专业。

有一次，有礼提到尼采，向于波推荐《悲剧的诞生》，于波抱怨道，买不到。

这不是书店太少，也不是书店里的书太少。相反，于波所在的学校周围开了不少书店，屈指数数竟有十来家。而且每家都铺面不小，通常都20平米左右，从上到下堆满了书。书山书海，新出炉的、装帧精美的图书安然躺在店中央的长桌上，炫耀自己夺目的外表。可在这一浪一浪打来的新的讯息之下，却无声地埋没了经典。任何在媒体上大肆宣传的流行书刊，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来到读者身边。可长期流传下来的经典却很难寻觅。当然，有些经典也带着流行色彩，或者充当着摆设的作用，那一套套整齐的世界名着可说是各店的镇店之宝，绝对不会缺少。可一些还没流行起来的经典，或者没有成为丛书的经典，比如这本《悲剧的诞生》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于波在上课听到尼采这个名字，就对他有兴趣，所以特地把周围所有书店（除了个性单一的考试书店）都细细寻觅了一遍，整整三个小时。但结果是另人失望的。他只找到一些哲学语录，好象古书中说的百缀衣一样。或者一些重新被包装过的散文集。出版商十分周到地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自己的经济效益，想办法将一块难以下咽的黑麦麵包，变成华丽易消化的速食饼干。将文字调大，用上精美而有跳跃性的现代排版，加上“幽默”“简练”的插图，并且像小学老师的参考书一样标出重点。没有办法啊，现在的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