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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父亲正经、正确的外表下面，那温柔、温暖的一面，会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将近50年的亲密关係。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指望得上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有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嘆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商务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復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时间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10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过上舒适的日子，按照大多数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最后的结果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巨大的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肩负着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已经垮了下来。他也许认定，把巨额财富放到他的身上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计划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着)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上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CF&I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卫队。整个冬季期间，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之间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拖进了衝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远不止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