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父亲计划在1950年退休，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生物学家、院长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将于几年后告老还乡。父亲认为一直担任理事职务的约翰哥哥会继承他在理事会领导的位置。但是，1946年年初，约翰决定辞去理事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威廉斯堡修復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事业。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传统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1950年，我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否应当生存下去。事实上，理事会中有一些人的确支持关张的想法，因为它的最初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应该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资金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祖父捐献了这个研究院，父亲补充了资金和土地用于研究院的扩建。多年来，资产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资产已经升值到了大约1亿美元。但是，为了保持它的彻底独立，研究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资金，甚至没有接受过其他个人的资金，因为父亲认为那样就会削弱研究人员在开展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作时的独立性。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用超过了收入，人员被迫减裁，对研究范围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订，允许我们寻求新的收入渠道，那么研究院就有降级到二流机构的危险。
我们需要对研究院进行综合评估。在我的鼓动下，理事们请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国家科学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学顾问理事会成员—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评估。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布朗克相信独立科学探索的关键作用，赏识研究院的开创性工作。但是，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我—认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