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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与阿尔杰共进晚餐

对希斯的指控于1948年8月开始公诸于众。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作证的时候，《时代》杂誌前编辑、承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惠特克•钱伯斯指认希斯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党组织的一个成员，是苏联谍报网里的一分子。当钱伯斯在国会大楼外面重复这些指控的时候，希斯控告他诽谤，从而开始了数年里轰动全国的法庭战争。钱伯斯的指控过去几个月后，卡内基的董事会聚集在一起，吃了一顿我所参加过的最尴尬的晚餐。阿尔杰一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而当我们开始就坐进餐的时候，他两边的椅子都是空的。我觉得这样太尴尬，便坐在了他右边。哈维•邦迪坐在了他的左边。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心直口快性情暴躁的律师威廉•马歇尔•布利特坐在我的右边。布利特年事已高，耳朵很背，在晚餐期间不断大声絮叨希斯为什么是个叛徒、为什么应当立刻从基金会开除。我往前探着身子，徒然地想护着阿尔杰免受口头攻击，但布利特执拗的声音穿透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晚餐后，阿尔杰告退，这样董事会就可以讨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包括是否继续聘用他的问题。董事会逐个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立刻开除希斯，直到轮到我表态。我表示不同意，说指控毕竟只是指控。在希斯被裁决有罪之前，我们必须将他当做一个无罪的人来对待。我建议说，最好让他请假一个时期，因为在当前情形下他无法有效地在基金会工作。汤姆•沃森等人支持我的观点，最后董事会作出让步，让阿尔杰带薪休假。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希斯-钱伯斯一案一直拖到了1949年—希斯没有被判决犯有间谍罪，而是因为在国会面前否认自己认识惠特克•钱伯斯而被判伪证罪。直到1996年他去世的那天，希斯一直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而他的支持者继续坚持他无罪。在证据齐全了以后，我觉得他看来的确是个苏联特工。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机会主义政客们在利用希斯的案子来攻击新政、反对美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声称共产党已经渗透了联邦政府，并把它当做全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因希斯案件而激起的情感标誌着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危险趋势。从那时起，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个人当做魔鬼，肆意攻击我们的政府机构，以便将他们自己的固执而过激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最后，我成了这两个极端的最佳攻击目标。

64. 私人秘书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有人帮我处理大量的外部事务。战后的几年当中，处理这类关係的家族办公室几乎完全由父亲提供资金。除了法律、财会和投资服务外，还有20个职员在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管理着大量的社会和非营利活动。父亲的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以及他的年轻助手达纳•克里尔帮我处理非营利活动，但他们都无法代替私人秘书的作用。

1947年，我聘请了埃莉诺•威尔克森做我的私人秘书。她是个专业速记员，擅长安排社会活动、处理各种复杂事务。埃莉诺是此后30年我工作中的顶樑柱，与我的银行秘书埃德娜•布鲁德尔密切合作，保证我的日程安排不会失控。这两位出色的女性组织能力强，办事效率高，与人打交道细緻而有策略。

1951年，我决定增加一名私人助理来管理我越来越大的慈善利益。一番搜索之后，我倾向于聘请我在巴黎服役时期的同事沃伦•林奎斯特。战后，林迪在大通银行工作了5年，然后给格雷斯公司(W. R. Grace and Company)的董事长R•彼得•格雷斯当助理。

林迪帮助我处理我在洛克菲勒大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纽约国际中心以及许多其他机构中的活动。他负责我的通信和日程安排，跟我一起策划我在各个机构里的作用。林迪后来在指导我个人的大型房地产投资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随着林迪越来越全面地介入房地产事务，随着我的个人活动和责任的增加，我又另外聘用了一些人。理察•达纳和德沃斯•史密斯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战争时期曾经跟我一起在欧洲服过役。来自特威德米尔班克的年轻律师约翰•布卢姆(杰克)被安排在家族办公室，协助林迪工作。

我赋予我的下属们相当大的自主权，虽然我们定期在一起讨论。他们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继任—理察•E•萨洛蒙、小约翰•B•戴维斯、艾丽斯•维克托、帕特里夏•斯莫利、克里斯多福•凯南、彼得•J•詹森和马尼•S•皮尔斯伯里—都工作得尽心尽职。他们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影响力。没有他们，我永远无法平衡我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和我的“平行事业”。

65. 伟大的天然领袖

1953年1月19日，约翰•J•麦克洛伊接替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的大通曼哈顿董事长的职位。从许多方面说，杰克被挑选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领导人，是不同寻常的。跟温思罗普一样，杰克是律师出身，而不是银行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华尔街最强大的律师事务所克拉瓦思-亨德森-德格斯多夫(Cravath, 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