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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係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森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係非常肯定。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91.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係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係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财政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个难堪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儘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