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下去，就要求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不合适、假公济私”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118.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该法案严厉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税收改革法案通过国会讨论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完全摈弃基金会。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国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但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含蓄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衝突更加尖锐。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断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