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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确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128. 内尔森去世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阿曼苏丹王在马斯喀特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用最热烈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恰当的承认和理解。

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将自己的目光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

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美洲事务办公室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语能力。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长期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被看做是英雄。

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制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