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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应该出来!”群众的呼声更加响亮，更加激烈。

国王偕王后出现在王宫的阳台上，不得不脱帽向死者致敬，勉强着自己，屈服人民对他的要求。

在3月20日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国王不得不向那漫长的、沉默地推着183具灵柩的送葬的行列敬礼。

“对!血的报復沉默了，但是，代替它的是从血泊中产生的一种警惕的精神，一种道义上戒备的精神。它使我们……防止各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德国人民成为本国和外国政治的工具。……警惕和努力，纠集你们流血牺牲的兄弟的亡灵，纠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区区小子而牺牲的!”这是在弗里德里希丛林墓地安葬时讲的一番话。

人民是胜利了，但是，三月革命只能说是半个胜利。资产阶级不去压服国王退位，而开始重新与被击败的敌人签订契约。他们在工人革命势力的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背叛了灵柩里的幽灵。

柏林起义，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又对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深感不安。

马克思3月8日到达巴黎，当天晚上，他就同巴尔贝斯领导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中央俱乐部发表首场演说。

马克思又同相识的临时政府委员们：斐迪南·弗洛孔、赖得律——洛兰、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雅克·昂贝尔和警察局长马尔克·科西迪耶尔作通宵长谈，第二天又同一些政治流亡者取得联繫。

这时，沙佩尔、莫尔、亨·鲍威尔、威廉·沃尔弗和瓦劳也先后到了巴黎，3月10日。马克思和他们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主席，沙佩尔担任秘书，其他几个担任委员，恩格斯暂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各区部的联繫，又马上在巴黎组织了德国工人俱乐部。

为马克思的安全起见，法国临时政府委员的朋友——警察局长马尔克又把马克思的一家从博马舍大街上的泽尔夫人的公寓里迁到警察机构办公的地点——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住下来。

这个“曼彻斯特”的名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个栖身之地起的富于幽默感的绰号，他们任何时候都如此情绪饱满着。

在“曼彻斯特”安顿下来的第二天，燕妮就按马克思的委託给魏德迈写信了：

巴黎，星期四(1848年3月17日)，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刊登一则通讯……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傢伙，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马克思主席除领导同盟中央的工作，还利用德国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两个协会，两会差不多达4000人，他们对统一德国的问题都积极主张采取革命暴力行动，但内部分歧意见较大。

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号召建立和武装义勇军来支持不久前在柏林爆发的起义。许多人报了名，队伍也在孟索平原上开始了义勇军的练兵活动。

在这种革命如痴如醉、昏头转向的情况下，马克思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力求把一切问题都统统考虑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他反对海尔维格的冒险行为，并且预见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他懂得，柏林起义还只不过是部分工人先锋队的战斗，还不是革命本身的大规模的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在以后(后来才有巴黎的六月起义)，而目前的斗争是争取民主共和国，是否能成功，还要看整个无产阶级是否参加这场斗争。

马克思同恩格斯商定以后，在这警察办公的住室里开始拟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即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纲领。马克思用父亲遗产的钱以传单形式刊印出《要求》。

饭店及咖啡馆里召开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们介绍纲领。

为了避免力量过于分散，马克思建议巴黎的德国工人要和法国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去。马克思坚信，巴黎的运动一定会巩固发展，只有那时它才能影响其他国家，席捲整个欧洲。

然而，分歧意见仍然难以统一，其中，临时政府的一些委员在做帮倒工作。

马克思当然主张采取坚决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必须是周密考虑、细緻准备的。他并没有疏忽以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会是多么愿意甚至高兴接受海尔维格关于组织德国义勇军的创议，也注意到他们决然匆忙地把义勇军送出边境，并给他们优待提供行军营和每日50生丁的津贴。马克思看穿了，这是以拉马丁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图谋摆脱那些可能成为巴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革命分子的手段或策略。

拉马丁假仁假义，早就作了如此算计：普鲁士政府有足够时间的准备，在海尔维格的义勇军渡过莱茵河之后，第一次战役中，义勇军就全被击溃。

4月1日，拥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接受马克思的命令，也通过费洛孔委员的帮助享受义勇军出境同样的优待，他们与义勇军大部队活动截然相反，单个分头行动，各人身带的武器不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