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傢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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